民国方志在体例、内容、章法等方面，虽然基本承袭了封建时代方志的旧规，仍属旧志范畴。但毕竟国体、政体改变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都已随之改变，民国方志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民国方志承袭历代修志传统，并吸取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继续发展，无论在修志宗旨、编辑体例、章法、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这是民国方志的一大特点，这个问题涉及的内容较多，笔者拟作专题讨论，此处不赘。除此之外，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还有几大突出特点，本文试作一些分析。
    一、自上而下提倡，由下而上编纂
    民国修志工作之所以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与历届中央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推动紧密相关。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虽然没有颁布过统一的修志条例，但清史馆的设置，北洋政府教育部、内政部多次通咨各省令各县纂修志书，以及全国水利局、司法部、农商部、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署等催征各县志书，府署的这些倡令，对各地志书的编纂起了促进作用。国民政府统一南北后，制定了《修志事例概要》（1929年），该《概要》对规范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的修志工作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而40年代中期重新制定颁布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1944年，1946年）仍是《概要》精神的延续，其作用与前者并无二致。各省区又按照两者的要求，因地制宜，制定了各自的修志规范，并要求其各属邑按照部颁和省颁条格，照式修志，以为省志取材之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民国大部分修志成果都是《概要》及《办法》推动及规范的结果，而整个民国时期的修志工作，又主要是由中央自上而下逐级推动起来的。
    但具体的编纂工作则又往往是从县志开始的。民国时期无修一统志之举，故没有出现如清代省志为一统志所取材，从而推动了省、府、州、厅、县等志书的编修的现象；但省志的纂修，需县志作资料，故严令促修，限期蒇事。究其原因，固然与政令的要求有关，但同时又与人们关于省、县等志之间相互关系的观念有关。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一直就有一种基本观念，即县志为府、州志等所取材，府、州志等为省通志所取材，而省通志则为一统志所取材。如李祖年在光绪《益都县图志》序中就说：“予惟邑志者，府志之所取裁也。府志者各省通志之所取裁也，通志者又一统志之所取裁也。故由邑志而府志；而存者十三四焉。由府志而通志，而存者又十三四焉。至一统志，而邑志之所存者则百之五六矣。”[1]这种观念在民国同样存在。其时行政区划改革，撤府州而形成省、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后来虽有“市”级行政单位的设置，但民国志书主要是省、县志。庞友兰在民国《阜宁县新志》序中也说：“国有国史，省有省志，县有县志，顾积县而成省，积省而成国，是以国志必据省志，省志必据县志，故县志者，其范围虽较小，其关系则最要者也。而近世中国之县志则又要于古昔县志者也，何则？古昔县志，其中未经鼎革者无论矣。即经鼎革，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耳。中国近三十年来，科举改为学校，满鼎复入汉家，君主俄尔共和，军政倏归党治。就中节目千端万绪，叠变递更，乃至更仆难数，此而不有县志，将来省志、国志何所根据耶！”[2]可见人们的观念即以县志为一切志书的基础，故由下而上进行编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如民国初年江苏、福建等省编纂省志，为了从县志中取材，还特意暂缓省志的编修，先事县志的编纂[3]，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县级志书的编纂，并使之成为民国志书编纂的主流形式。
    第二，制定纂修规范，强化审核制度
    民国时期，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提倡修志的同时，又注意制定修志规范和工作章程，如采访须知、采访简则、略例、编纂原则等等，以指导具体的修志工作。 
    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各省修志几乎都制定了自己的通例或征集提纲，著名的如山西省公署颁布的由著名学者郭象升起草的《山西各县志书凡例》，就对县志的编纂作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其他如贵州、福建、奉天、热河、河南、河北、江西等省都制定有相关的条例，供属县参照执行。国民政府制定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和《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等文件，则更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对全国的修志工作作出要求。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起，各省制定规范，都以此为准则。而在《修志事例概要》和《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的规定中，又都含有比较科学的成分，有不少近代思想的内容，所以它们在推动当时修志工作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民国方志向近代的转化。
    此外，为了控制修志事权，以及提高志书编纂的质量，民国时期还逐渐完善了逐级审核制度，最后又通过《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清代修志，一般只要求各省将省通志上报朝廷审查、备案，府州县志书则一般由省督抚、学政等官员审核即可。如光绪时期，王树棻在《宝山县志》序中说：“阅数月，志适成，上之通志局，中丞吴公摘其疵类，檄使重修，吴君以绌于资，未果。其明年，量移青浦，留序一通去。余取志稿阅之，如中丞言。盖时台檄甚峻，操觚者率尔以赴期会，未暇润色也。乃复延朱、潘两君定体例，重事厘订，往复商榷，凡三月始就。又四月缮录成帙，复上之通志局，台司报可。”[4]可见当时的审查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民国时期，县志不但要报省审阅，还要上报中央政府，并由中央政府的专门机构核定备案。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行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志书告竣，应将志稿送请内政部组织的“志书审核委员会”核定，俟核准才可付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该办法重新颁布后，对这一点再此予以确认。同时，还要求志书印刷完成后，还应送内政部、军政部、教育部、中央图书馆等备查。从而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一套审核制度。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控制修志事权，使之“不悖党义”，以利于维护其统治。
    在实际的执行中，这种审核办法大致分为几个步骤：其一，各地组建省通志馆后，应将所制定的篇目、凡例等报内政部审核备案。《修志事例概要》对此有专门规定：“各省通志馆成立后，应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送由省政府转报内政部查核备案。”逐级而下，地方一旦决定编纂志书，一般都先拟订篇目、凡例，报经省批准后，地方再组织人员进行编纂。如民国十七年（1928年），江苏通志局通令各县同时修县志。上海宝山县准备修《再续志》，乃招各公团领袖集议办法，在“拟具意见书达省报可”之后，组织委员会才于十八年（1929年）七月开始采访，十月着手编纂[5]。再如广西罗城县修志委员会奉令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月一日成立后，即“订定会务章则及修志纲目、采辑方案，呈奉省政府核准备案”[6]，然后才次第进行编纂。其二，志稿修成后，一般要报省批准后，方可付梓。如广西《平乐县志》序说：“既属稿成帙，缮存副本，一俟誊正，呈侯省政府审核，发还再定付刊”[7]。仇鳌在《醴陵县志》序中也说：“泊乎乱定，刘子约真来晤于长沙。一日，竟挟所成之《醴陵县志》稿，裒然巨帙，赍省文献委员会，例请审查。”[8]既是“例请审查”，说明这是湖南当时修志的通例。再如民国《吴桥志料》编纂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封面后贴有待审查空白表格三张，书中无序跋，第一册夹有纸条一张，上写“吴桥志料十七卷，民国二十年  河北通志局据吴桥县志局呈报本”一行墨字，该志乃是应河北省政府通令，征求各县志料而呈报的初草本[9]。此外，当时还有志稿完成后，报内政部鉴定的情况，如朱昌奎在广西民国《宾阳县志》序中说：“幸赖地方人士之协助，期年而稿脱，缮校既竟，将呈内政部鉴定，即行付梓，无如日寇猝至，地方沦陷，缮本随政府搬迁，卒付劫灰。”因为要待内政部鉴定后才付印，致令志稿终因战乱被毁，但说明审核制度在当时确实是发挥作用的。其三，由省府报内政部审核备案。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二十九日，内政部民字第596号咨通行各省政府将编纂省、县志书凡例送部审核[10]。该年七月，辽宁省政府民政厅呈请省政府饬令营口、盘山等37县，将志书凡例送民政厅转内政部审查[11]。该省民政厅旋即将送到之瞻榆、复县、辑安、本溪、盖本、长白等6县志书凡例呈送省政府转咨内政部审核。九月二十五日，内政部并案咨复辽宁省政府：应俟中央颁定修志标准后再行汇办。该部旋呈奉行政院令由部拟订《修志事例概要》。当然，上宪审核，多数情况都只    是走走过场而已，一般都不会得到具体的修改意见。如苏绍泉在《林西县志》中就说：“回忆余于民国十八年，承前县长马君之后，来守斯土。尔时法令煌煌，催修县志。余固知志者，职所当为，而县内学问渊博，足成此志者，实乏其人。不得已，乃聘徐致轩为纂修，致轩亦中材耳，不过取《承德府志》而仿效焉。本期呈诸上宪，有求乎明史者乘此而改修之，是余之所厚望也。讵意今夏取回，一无损益，抛砖引玉不验。”而当时来求书的人又络绎不绝，实不可待，只好“含忽刊印”[12]，道出了其间的无奈。
    三、志书数量繁多，品种齐全
    民国时期编纂的方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品种齐全，除了省志、市志、县志、乡镇志和乡土志等几种主要类型外，山水志、寺庙志等也在在不乏。尤其是志书新品种——市志的出现，更丰富了我国的方志园地。省志、市志、县志、乡镇志和乡土志等几种主要志书类型的纂修情况大致是：   
    民国时期，全国各个行政省区都纂修了通志，总计有45种之多。其中，沿袭历代省修通志之例编纂的通志稿有29种，以省为范围编纂的新志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