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地方官谓治理一方地域之官员，俗称“父母官”。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于地方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当此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深刻地回顾和总结地方志的发展历史，从历史渊源正确认识地方志与地方官的相互关系，对于我们各级地方领导学习地方志，利用地方志，推动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正确地把握未来，更好地开创未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
　　地方志与地方官的联系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地方志与地方官就有着不解的历史渊源。可以说，地方志刚刚发微，就以其资料的详实可靠和对资治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官府的重视和利用。
　　据史料记载，夏禹时期，夏铸九鼎，地方志即与官吏有了密切的联系。尹琏云：“禹铸九鼎，以象九州之分野，山川之财赋、禽鱼、飞鸟、昆虫、草木及人物，鬼怪属，无不备之于鼎，此志之始也。厥后郡有志，邑有乘、莫不言其地之所有”(贵州《定番州志跋》)。据《周官》记载：“通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郑玄注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库，肴之二陵。”(《周礼》郑氏注，卷四，地官·司徒下)。可见地方志与官府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
　　到了汉代，地方志更加引起朝廷士大夫的重视，以为可以考灵异和远人之歌谣与风俗。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奏云：“昔孝武皇帝时，当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皆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蟠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当时地方志与地方官已经存在一种资学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尚未发展到资治与官修的地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地方志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特别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和诏令，地方志与地方官的关系由资学发展到资治，又由私修、到官修，其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完成了自发到自觉的过渡。爰及隋唐，官修地方志的制度开始确立，地方志与地方官的关系开始走向了一个新时期。公元５８１年，隋文帝即位不久，为便于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治理方针，控制社会舆论，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和评论人物，把编史修志的权力控制在官府手中，首开官修志书之先河。唐朝更加重视对编史修志的管理，专门设立官守，随令报奏。《新唐书·百官志·兵部职方》云：“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戌、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同时，朝廷又颁布正式的修志法令，要求全国各州府按规定报送图经。宋朝继承了隋唐官修志书的制度，并且使它进一步完善起来。宋大观元年(公元１１０７年)，宋朝政府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再次诏令各州郡重修图经。“九域图志局”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从此以后，历届政府都采取这种设局修志的办法。
　　到了南宋，官修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也开始设局修志。据《(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的编纂者周应合在其《修志始未》中，叙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马光祖之聘，“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周应合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周应合本人是淳年间的进士，有学问，又有编史修志的丰富经验。他受聘后，负责制定修志的全盘规划，包括提出宗旨，制订凡例，设计篇章结构，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预算。修志正式开展起来以后，他不仅主持书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资料，同时“夜考古书，朝订今事，右分编纂，左付刻梓，”承担主要的编写任务。马光祖则负责审查和批准规划，提供经费，调集人员。修志过程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马光祖请示决定。最后由马光祖审定志稿，并为志书作序。由此可见，这时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修志已开始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证。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由官方设立修志机构，官府提供编纂经费，官府指派官员组织或聘用有学识的人员负责编纂，代官府立言，为官府服务的官方修志传统的修志制度。
　　官修志书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志”和“官”进一步紧密结合的显著标志，它使过去的私修“半官修”地记、郡书逐渐为官修志书所代替，同时也标志着地方志与地方官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由此开创了志为官重、为官修志的新时代。
　　官修志书是封建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统治的一种表现。官修制度的确立，不仅禁绝了私人臧否人物，随意论事，更主要的是统治阶级加强了对各地险夷、关塞、户口、田赋、乡邑等地情的掌握，方便了统治。因此，北宋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官修志书的制度由是代代沿袭，直至今日。当然，封建政府倡志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观上却成为地方志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全国上下大规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能办得到。用行政力量来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方文书档案的便利，才有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可见，官修制度的建立加快了我国修志事业的前进步伐，推动了地方志事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持续地开展地来。
　　　　　　　　　　　　　　　　　　　　　二
　　官修地方志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使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不仅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且也同统治阶级的态度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人们常说，“盛世修志”，实际上就是这种联系的佐证。回顾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地方志的发展，除了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社会条件外，无不与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紧紧相关。
　　隋唐时期，自隋炀帝亲自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以后，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又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地方志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盛极一时的唐朝，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官府在丰富的图经、地志的基础上，曾多次编修全国性的图志。其中包括《括地志》、《贞观郡国志》、《职方志》、《郡国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等等。当时，地方志的主要载体——图经，已经普及到极边远的地区。据唐朝末年在中国做官的高丽人崔致远在《补安南录异图记》一文中说：“交趾四封，图经详矣。”交趾，系指唐代安南都护府管辖的地区，大约相当现在的越南北部。可见唐代图经的普及程度。而且地方大员到任，所管辖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图经。显而易见当时呈送图经已经是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员的一项通行仪式，也是汇报地方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衰落，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志于是随国家的衰败进入了它的低谷时期。
　　公元９６０年，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自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建立宋朝。宋太祖初定天下，就重申州县“遇闰岁造图以进”，并视方志为佐治之具，多次下诏征集图经。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地方志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在宋朝，不仅图经的数量大大超过隋唐。而且在质量上有了重大突破。最突出的表现，是它开始挣脱古地理书传统范围的束缚，大量增加了历史和社会的内容，逐渐向兼记史地，通载古今，全面系统反映地情的方向发展。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就是体现这一转变的名著，被誉为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北宋开始，“图经”这个名称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为“志”所代替。到了南宋，由于地方也有了专门修志机构，志书的数量由是猛增，现有名称可考的志书就有２００多种，其中有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还有镇志，志书遍及南方各省。
　　元明清三朝，我国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动下，走向它的鼎盛时期。官修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代表了元明清三代最高统治者对地方志高度重视的最高成就。不仅如此，三朝政府还在积极编纂总志的同时，三令五申督促全国修志，各地修志于是蔚然成风。据统计，元代方志有２００种左右。明代修志在３０００种左右，现存的也有１０００多种。明代的１３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都修了志书，而且绝大部分修过三次以上。四川、宁夏等省都是从明代才开始有省志。至于府州县志那就更多了。号称“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清代方志之多居历朝之首。现存的８０００多种地方志中，清志有５０００多种。而且品类更加丰富，省、府、州、县、旗、关镇、土司、盐井等等无不有志。就连远处边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编纂了一部《西藏志》。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自顾不暇，地方志于是从它的辉煌的高峰跌落下来，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虽于民国初年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政局动荡，国无宁日，地方修志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编纂工作时断时续，大多半途而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民国方志仅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