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编地方志工作在各地蓬勃开展起来。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努力，在此世纪交替即将来临之时,我们看到，全国修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仅就地方志工作体制和志书出版而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旗)政府直属的一级修志机构，已出版省、市、县志2000多部(共计划在2000年前出版约6000部)。地方志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重要意义也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了解和肯定。最难能可贵的是，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几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修志周期，修志工作的各个层面，如确立领导体制、组织发动、收集资料、编写志稿、出版发行以及理论研究等等，都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升华为极其宝贵的理论结晶。而新世纪的到来，也带给我们修志工作者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同志所指出的：“对我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来说，目前是一个关键时期。全国多数地区正处在本届修志工作最后完成的重要阶段，而续修新一届志书的前期工程又要马上开始。大量繁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力争高质量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第一届地方志的编纂任务；同时，还要抓紧做好地方志制度、条例建设、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使地方志工作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事业，为下个世纪地方志事业的新发展作好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1)
　　首届新志编纂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在方志界内已初步地有了一些基本共识。1996年召开的全国方志理论高级研讨会指出，"新方志的编纂，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格局”；"新编地方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精神，有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精神，体例结构比较科学合理，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旧方志所无法比拟的。”(2) 这次会议还就新志质量存在的不足之处，从指导思想的把握、体例结构的创新、资料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各部类的比重和记述程度、文字篇幅、出版周期等方面做了一些分析，这也为我们对新志续修所将涉及到的问题(当然不止于上述几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3)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响应党的十五大号召，决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面临世纪之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怎样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确实有一些带根本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深入探索。
　　一、指导思想的深化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他建议在十五大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报告中郑重昭告：“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4)
　　首届修志所确立的编纂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首届修志记述的内容，一般起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也就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及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两大历史阶段。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 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起始于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 包括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观点，特别是50年代提出的希望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一系列探索)，在经历过很长一段曲折后，最后完成于邓小平理论之中。
　　首届修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大部分志书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正确记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记述，“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总的来说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运用了现代的科学方法，但在具体问题的把握上还存在程度不等的问题。”(5)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特别是城市里的改革开放其时间毕竟不长，其深度和广度毕竟有限;虽然有的地方已经提出了学习《邓小平文选》、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初级阶段论)运用于志书编纂之中，但改革开放尚在深化之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及其中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还未最终完成，邓小平理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
　　新志续修所要记述的内容，正是80年代中后期和整个90年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6) 的历史阶段，为了保证和提高续编新志中对这段历史记述的科学性，我们一定要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理解，并切实运用于续编新志之中。
　　需要郑重指出的是，指导思想的深化不能仅止于新志观点的正确，更深刻、更本质的要求还在于运用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运用改革开放的精神观照和贯之于整个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谋略，使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整合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终目标，使它在宏观发展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微观运作上充满活力。
　　二、运作机制的优化
　　首届新志编纂的运作机制，方志界一致总结为“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格局。”(7) 如果从编写力量上来说，还可以加上“社会各界分担协同”，即“群策群力，众手成志。”
　　这种运作格局是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方志传统在近代中国世道式微之下不绝如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错误的逐步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新方志工作一直没有提上实践日程。而它的迅速崛起又是在理论准备不足、资料准备不足、经验准备不足、人才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出现的，只能依靠“会战”式的运作体制，发挥各参与部门以及参与者的积极性，解决组织上、经费上、资料上、智力上的种种困难。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是从历史现实出发来解决问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也有其优越的地方及一些弊端。
　　方志事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不再允许“会战”式运作体制重演；另一方面，方志事业已经为自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理论、资料和人才，使得新形势下的新运作机制的出现成为必然。
　　新形势下的新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 应该是继承过去运作机制的合理内核，同时面向新形势，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专家学者相结合”这样一种新运作机制。
　　这里的“专业力量”主要指地方志工作机构里的专业人才；"社会力量”主要指政府行政系统的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主要指有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高级人才。
　　地方志工作机构里应当形成强有力的专业力量，他们要担负起一个地方编修工作的规划、领导和管理，比如计划的制订，重大项目的实施，各单位史志书刊的审查等等；他们要能够独立承担相当一部分研究项目和编修项目，而对需要动员较大社会面分担协同才能完成的重大项目能拿出比过去成熟得多的方案；他们是一批既通晓地方国情、方志学、编纂学，又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的某一方面有较深入研究、定向化发展的专门人才。
　　政府行政系统的有关部门的参与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志工作机构里的专业力量再强，资料储备再充分，毕竟不如各有关部门对社会各系统的现实运行脉搏把握得那么真切，不如他们对有关资料掌握得那么全面、可靠和及时。另一方面，地方官修地方志，必须通过行政系统才能得到最高效率的实施。
　　以各种形式吸引专家、学者参与编纂工作或学术研讨，使他们成为方志专业力量在学术上的对话伙伴，是进一步提高方志工作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水平的必由之路。
　　新志续编运作机制的优化，还在于要求它自身能够形成内在的发展机制。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建立、存在与发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近十多年里新方志事业的兴旺，反映出它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最大现实的需要；但其自身是否具有发展后劲，能够达到何种水平，则取决于自身内在发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的程度，即其自身学术性特点是否能得到充分体现。
　　李铁映同志指出：“地方志编纂工作是在政府主持下的一件工作，同时又是带有学术性特点的工作，因此，要按照学术工作特点来进行工作。这里主要指的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8)
　　要建立和完善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机制，首要的条件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领导必须是善于领导学术机构、善于领导学术力量、善于领导学术工作的明白人，能够在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创造一种以学术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宽松、公正的良好环境，能够充分调动和持续保护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而这种环境的创造和积极性的调动与保护需要很大的连续性，实践中往往因为领导人选的变动或选择不当等因素而前功尽弃，一蹶不振。
　　其次，要有学术上的自我更新机制。一方面，作为学术群体来说，必须要有学术带头人，并保证其在学术上方向作用和带头使用的发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