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首轮修志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展开的，那末，这次二轮修志则可以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情况下进行的。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也要看到，改革有先有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其他改革相对滞后，而类似修志战线的改革尚未起步，仍处在旧的体制之下。这样，修志工作如何面对经济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就很值得探讨。
　　(一)经济体制变革给二轮修志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要肯定，巨大的变革使社会生活呈现多样化，新事物层出不穷，它可以使我们的二轮志书更具有时代感，可读性更强；另一方面要看到，新的体制也给我们修志工作带来了许多难题，有些难题还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从蚌埠二轮修志工作实践看，体制变革影响二轮修志可以初步分述如下：
　　一、机构设置变化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管理机构和经济活动单位的设置处于剧烈变化时期，其演变范围之广、转换频率之快，都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追求市场化，使企业完全走上市场，而不受管理部门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主管局撤销，有的虽不撤销，也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如蚌埠在2002年就取消了所有工业主管局，使企业“无主管”；商贸管理机构也同样有较大变化。志书记工业、商贸是不能不记企业的，但是主管局没有了或不管企业了，企业资料收集就遇到了难题。这和首轮修志不一样。首轮修志，企业都有主管局，主管局召集企业编写人员，能够较顺利地把资料收集起来，进而形成相关行业的文稿或专志，志办再进行编纂。而这次正因为失去了主管局的依托，蚌埠的工业、商贸部类修志都进展迟缓，步履十分艰难。
　　再如铁路这一块，过去依靠设在蚌埠的铁路分局，但2005年3月分局被撤销，原有的站段均收归上海铁路局直管；在蚌埠虽还设有办事处，但他们的职能只是协调和地方的关系。这样，续志铁路部分，找办事处拒绝承担，找各个站段更是拒之门外。
　　由于机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志书记述的困难。如税收在1994年分为国税、地税，按照断限，1995～2005年分记国税、地税是没有问题的；但分营前统一的税收又怎么办？舍弃不记绝对不行，选择放在国税或地税中记也不行，在国税、地税前分置一块1986～1994年税收又有悖于志体，操作起来确实很难。类似情况还有邮电分营。
　　机构变化最复杂的还是企业。有一种说法叫“翻牌子”，企业在激烈竞争中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经常变化名称。有的企业能同时和几个外商合资合作，就可以同时挂几个牌子；允许企业多种经营，也可以挂多个牌子。改革中，企业周期普遍变短，搞几年不行了，再换一个牌子。垮掉或停办的企业，仅仅在工商部门注销一下，信息不对外公布；而换了一个名称后，他在广告上大讲特讲，人们误以为又出现了新企业，其实仍然是“翻牌子”。企业机构变化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很少有人能讲清企业的演变史，包括企业自己的领导人。变化频繁的企业机构，志书不记不妥，但记清楚又占用大量篇幅，且枯燥无味，确实处于两难的境地。
　　二、经济民营化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自上世纪90年代起，加快了经济民营化的进程，大量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出现，股份制企业和不同经济成分联营的企业增多；尤其在进入新世纪后，实行“国退民进”，原先的公有制经济即国营、集体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完全被打破。2005年，蚌埠工业公有制成分所占比重由过去的99％降到15％，交通、商贸、建筑等行业公有制成分尚不到10％。非公有制经济即民营经济是一种“无主管”经济，相关部门只对它进行一些监督和调控。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的信息，任何部门都很难掌握。作为修志，不可能不反映民营经济，但要反映，又很难得到资料。如果不反映民营经济，各种数据如不包含民营经济，那末许多经济部门如工业、商贸、交通、建筑等，它的经济态势是衰败的、逐年递减的，这显然与改革开放的趋势不相吻合。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志稿，由于数字不包括民营经济，只反映公有制经济，结果数字一减再减，比例一降再降，给人以改革开放后“灰暗”的错误感觉。
　　但是志书要反映民营经济信息又何其难也。各地志办能直接面对成千上万的个体私营经营户、直接向他们征集资料吗？目前不可能，今后也困难。依托经济综合部门也不行，一是推辞，说他们管不到；二是即便承担，也困难重重，因为民营企业没有义务和责任为之提供资料。蚌埠经委曾派人到几家有影响、知名度很高的民营企业去收集资料，被业主拒绝，说请你们吃饭可以，资料没有。蚌埠有11户民营企业集团，如果志书不记载很可惜，我们就委托几个人上门征集资料，结果遭到8个民营集团的拒绝。我们曾请工商局、统计局为相关部门提供民营企业信息，一般以保密为借口加以拒绝，即便提供还要按户数每户收取200元。
　　三、经济活动单位垂直管理体制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垂直管理的经济部门增多，他们直接受其上级机构管理，与地方关系不密切，对地方修志一般不愿配合。这方面主要在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等业遇到的难题较多。
　　这些经营部门在地方各设有多家机构，互不联系，组稿相当困难。本来，志书对这些行当需要反映总体面貌，但谁来“捏总”，却难以落实。过去，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分行承担一定的行政职能，还可以把各家银行召集起来提供资料，形成综合性文稿；但后期中行行政职能没有了，新设立的银监会也只承担监管职能，结果这一块“捏总”工作推来推去，只有市志办自己承担。证券、保险虽在地方有协会，但基本上是空的，“捏总” 工作谁也不愿承担。电信业也如此。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志稿对这类行当不“捏总”，而是分公司记述，这就反映不出某行当总的发展面貌和总趋势，显然是不可取的。但要真正对这些分公司报来的材料“捏总”又谈何容易。
　　这些经营行当由于在地方设有多家机构，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他们虽然可以提供本公司的文稿，但却拒绝提供经营业绩，理由是“商业秘密”。电信、银行、证券、保险都不愿意提供自己有多少客户和实际经营额，而志书如果缺少这些基本要素，显然不能反映某个行业发展的态势。我们对证券、保险业，曾多次召开各公司会议，讲明志办无意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要求提供基础数据只是为了汇总全市数字，一旦全市汇总数字出来，志稿中立即删掉各家公司的具体数字，而只保留宏观数字。经过多次说服，才最终得到支持。
　　四、统计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修志离不开统计资料，习惯上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以其他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参考。但改革开放以来，统计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某些方面给志书编纂带来困难。
　　首先，统计口径变化频繁，统计概念花样繁多。仅工业部类，前期是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分村及村以上工业和乡及乡以上工业；后期则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分独立核算和非独立核算。工业产值分1980年不变价、1990年不变价、2000年不变价、现价等。再如商贸业商品购销，前期是按主管部门统计，后期因社会商业大量增加，主管部门职能弱化，改为按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企业统计。不管是工业还是商贸，数据要想前后有可比性，必须进行复杂的换算，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有些年份作了换算，有些年份则未作换算。因此，志书在使用统计数字时，首先要把复杂的概念理清，明确相互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差错。何况，统计部门数据缺失现象、差错现象也时有发生，对差错他们也不加订正。因此，我们在使用官方统计数字时，也要小心为上。
　　其次，统计数字的精细程度前后大不一样，前期较细化，后期则粗化。随着民营经济成分的增多，统计部门也无法加以统计。如2005年蚌埠商贸业商品经销量，统计资料只列限额以上企业数字，大量的限额以下企业则缺失。如此，许多数字无法进行前后对比。
　　五、价值取向变化带来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所有经济活动单位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修志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就很难得到经济部门和企业的有力配合。这和首轮修志不一样。首轮修志行政效力显著，部门和单位能不讲报酬地作为任务来完成。二轮修志则不然，有些经济活动单位就公开问，要我们提供资料有什么报酬？尽管我们反复做解释工作，但有些单位就是不理睬，以致拖延时日。
　　价值取向影响还体现在提供资料或文稿的质量上。按照志书体例，尽管我们反复讲要横分门类、纵写史实，要以资料说话，但一些经济活动单位如某些保险公司等，就是不管这一套，往往写成一个宣传品，空洞地宣传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优势，宣传他们如何“引领世界新潮流”。还有一个经营性公司，给我们提供一个3000字的文稿，用2500字写部、省、市领导如何到他们那里视察，如何表扬他们。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因为是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所以要通过各种材料宣传本企业，为本企业经营服务，至于你志书要怎么搞，他不管。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反复解释志书编纂体例，磨破嘴皮寻求配合。
　　（二）面对经济体制变革给续修志书带来的上述困难，我们蚌埠志办作了一些探索。
　　一是解决无依托的问题。工业方面，蚌埠过去是经委管中层局，中层局管企业。中层局2002年撤销了，续志只有找经委。经委说他们不管企业，但我们说不管怎样，工业这一块文稿，赖也赖在你们身上。好在他们借调几个人，把这一块承担了下来。商贸方面，2002年撤销商务局，2005年又在外贸局的基础上组建商务局，找他们承担商业文稿，一直不接受，最后政府出面，强令他们接受，志办也帮助他们物色撰稿人员，总算运作起来。物资这一块，过去有个行政职能的物资集团公司，2002年撤销，我们就找曾经在物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