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志书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续志是承接第一轮修志，以上一轮志书的下限为续志的上限，在体例上照搬，在内容上照套。还是另打锣鼓另开灶，自成体系。方志界颇有争议，笔者在这里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续志是“志”，那就一定要按照“志”的要求来写，不可以违被方志的基本理论。
　　什么是地方志？按照理论界的定义：“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这里，有几层含义：1、地方指行政区划，如省、府、州、县、乡、镇等，记载范围不得超越所记地域；2、通贯古今，不能单写古，也不能单写今，但要以今为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统合古今，详今略古”；3、综合情况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俗、人物、名胜、异闻、轶事等，内容包罗万象，即所谓“一方之百科全书”；4、地方志是著作，不是资料汇编，也不是工作总结。
　　对于地方志的基本理论，第一轮修志，方志同仁都把握得很准，编修出了不少名志。但一谈到续志，这些基本理论似乎就不管用了，认为续志就是要以上一轮志书的下限为续志的上限，这是很不妥当的。其实续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连绵不断，持续修志的意思，这是地方志的特点。黄山市最早的志书是梁萧几所撰的《新安山水记》，继有王笃《新安记》，隋唐至北宋又相继撰有《新安图经》、《歙州图经》、《广记》、《歙州新图经》、《新安郡志》。上述7志均为记山水述舆地之作。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罗愿撰《新安志》，突破了过去志书限于舆地的框框，开一代方志新风，是定型方志的代表作。其后，继纂者代不乏人，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至清道光年间，府志历经11次续修。基本每次续修，都是统合古今。其它地区地方志的编纂历史，大致也是如此。统合古今，是地方志的传统。只有统合古今，才是一部完整的志书。
　　我们把只记某一段历史情况的志书称之为断代志。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断代志呢？有。黟县从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至民国12年止，共编了6部《黟县志》，其中顺治志、乾隆志、嘉庆志为统合古今的志书。从道光志开始，均为断代志。道光志只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五年（1825年）13年间的事，同治志只记载道光六年（1826年）至同治十年（1923年）51年间的事。由于是断代志，所以从同治志开始，书名改为《黟县三志》，民国志则称为《黟县四志》。从嘉庆《黟县志》到《黟县四志》，这四部志合起来才是一部完整的志书。所以我们说断代志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志书，它是志书品种中的残疾品。
　　旧时的断代志有两大弊病：
　　1、查阅不便。如果手头只有一部《黟县三志》，只能了解黟县清道光六年（1826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年间的情况，黟县道光五年(1825年)以前和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后的情况就无从了解。想了解黟县整个历史情况，必须要把四部志书全部找齐。现在要查阅100年前的志书，找到一部县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叫读者把四部县志同时找齐全，也实在太难为读者了。同样，我们现在把续志也编成一部断代志，必须把前一部志书凑在一齐才是一部完整的志书，才能了解一个地方的全貌。短期内，十年二十年，或许将两部志书凑在一起，难度并不大。但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再将两部志书或更多部的志书凑在一起，形成“一方之全史”，就很难很难了。我们编书是给人看的，存史以供人利用，如果处处难为读者，岂不是违被了修志的初衷。
　　2、体例不完备。断代志在体例上承接前志，只是内容上顺沿记载。但前志在内容上往往有遗漏和错误，续修者也察觉到了。于是便在“人物志”、“艺文志”、“营建志”等有关分志后增设“补遗”、“纠缪”加以更正，《黟县四志》甚至“补”《一志》之“遗”。体例枝蔓繁杂，极不完备。
　　正因为断代志有以上两大弊病，所以断代志不可能，也不会成为名志、佳志。
　　二、
　　封建社会发展缓慢，旧有事物几十年上百年一陈不变，修志指导思想、体例可以一直套下来，这是旧时的断代志还能够在志坛得以立足的原因。但时代不同了，近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时期，无论人的思想观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上一轮修志大部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结束于90年代初期。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没有现在这么深，对一些事物的论述，失之肤浅，对“文化大革命”，大部份志书都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没有如实地加以记载。对当时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企业民营化、经济市场化的变化，志书中也得不到反映。甚至把一些错误的东西（盲目投资的首长工程），当成成绩来记载。
　　从黄山市的实际来看，黄山市志办的前身是徽州地区地方志办，成立于1982年，1985年启动《徽州地区简志》的编纂，1988年完成，下限为1987年底，1989年出版。黄山市的旅游业起步于1979年，1979年7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视察黄山，对发展黄山旅游业作了重要指示，要我们“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转旅游接待为旅游产业。从此以后，黄山市以旅游为龙头产业，按照“保护第一”的原则，统一规划，科学开发，增建服务设施，改善旅游交通，使旅游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目前旅游业已成为黄山市的支柱产业。但我们在编纂《徽州地区简志》时，对当时邓小平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认识，并没有现在这么高，虽设了“旅游”篇，也只是把黄山的旅游资源当作景观来加以介绍，没有脱出接待型旅游的窠臼。续志中，黄山市旅游业肯定会成浓墨重彩的一篇。如果我们自划框框，把上限定在1987年，1979年至1987年黄山旅游的情况就会得不到反映。黄山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记载。
　　另外，徽州文化研究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吸引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先后召开了十余次国际、国内徽州学学术研讨会和徽州文化专题研讨会。2001年5月17日至21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黄山市，对徽州文化表示极大的赞赏，他说：“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对徽州文化的记述，上一轮修志时，由于当时挖掘的资料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研究成果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认识也没有现在这么高。因此，徽州文化的记载必然也会成为这次续志的重点。
　　黄山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新世纪发展战略是“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文章为时而著，黄山旅游和徽州文化正是实施市委、市政府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续志更应该体现时代特色。而这点，恰恰是断代志所无法做到的。
　　三、
　　时代进步、社会发展，二十年的变化，日新月异。上一轮的修志体例、编写方式，内容表现形式和载体都已经不适合于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也是续志不能修成断代志的原因。
　　首先，从编纂体例上看。第一轮修志无论是篇章节目体还是平行类目体，基本上是由序、概述、大事记、各专项内容、附录五部份组成，是传统史书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综合运用。从实践来看，概述、大事记、各专项内容构成志书主体，概述和大事记为总述部份。一横一纵，提练挈领，展现大势，体现特色。各专项内容横排门类，记载巨细无遗。第一轮志书这种体例，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各专项内容占了整部志书90%以上的篇幅，横排门类以后，显得有些琐碎。使得一些综合性的重大内容得不到集中的反映。第一轮志书的重点在建国后，而占建国后四分之一历史的“文化大革命”在大部分志书中都没有相应的篇幅来加以反映，实在是不妥当的。最近二十年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生变化，经济呈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体制改革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系统地记载这方面的情况，使读者对本地区改革开放开始、发展的全过程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在新续志中单设“体制改革”非常必要。
　　从黄山市的实际来看，1979年邓小平视察黄山、1990年12月黄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2000年11月皖南西递—宏村古村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5月江泽民视察黄山，这些大事要事对黄山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放在大事记中，份量远远不够，放在有关部类去记，又要不能反映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对这类内容，只宜单设《专记》，采用记事本末体，详细加以记载。另外，徽州一府六县（徽州府辖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绩溪县、祁门县、黟县）作为徽州文化的发源地，虽地域已经超出了黄山市的范围，在续志中也应该有所交待。因此，我们准备单列《徽州府纪略》，亦采取记事本末体，予以记载。
　　续志，除了承继和吸收上一轮志书体例优点，应加大记事本末体在志书中的应用，自成系统。
　　其次，从编写方式上看。随着电脑的普及，给文印工作带来了一场革命。在电脑上进行志稿编纂，删改无痕迹。尤其是大段文字快速转换瞬间完成，极为方便。这种编写方式对志书的框架结构安排也带来一定的影响。电脑操作靠鼠标点击搜索查阅具体条目，用条目体比起用章节体，更方便更快捷。同时，第二轮修志采用统合古今的条目体以后，第三轮、第四轮修志如果没有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只要在电脑上对某些单个条目进行增改即可，省时、省力，这样也可以为以后的历届修志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
　　第三，从内容表现形式和载体来看。第二轮修志由于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其内容表现形式和载体也大大不同于第一轮修志。就文字版志书来说，上一轮修志我们就提倡图文并茂，用图片补充文字描写的不足。但由于印刷质量不过关，成本高昂，志书不能随文插图，只好把大量彩照集中放到志书卷首，使得读者在翻阅正文时不能做到图文参照阅读，多有不便。第二轮修志由于印刷质量大大提高，印刷成本降低，完全有可能做到彩图随文印刷，成为全彩印志书。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从现在起，每一个修志工作者都应该有全彩版志书意识，在征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就应该考虑哪些条目应该配图，配什么样的图，并着手征集。至于光盘版地方志和网络版地方志，更应该做到图文并茂，声像俱存。
　　续志同第一轮修志在体例、编写方式、内容表现形式和载体有如此大的差异，倘若我们不能统合古今，编成断代志，实在是有愧于时代。
　　四、
　　有人指出，第一轮志书相当一部份下限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后期。第二轮修志又从古至今的重修，有没有必要。对此，我的意见是，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编纂地方志应延续不断，各级地方志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各地上届志书完成后，要着手下届志书续修积累资料。”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是恰当的，如果短于二十年，编纂统合古今的续志，的确大可不必。因此我并不主张，上一轮志书一结束，就立刻开展下一轮续志的编纂。在两轮志书的间隔期，除了持续不断地为下轮志书积累资料，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对首轮修志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汲取经验教训。还可利用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培训，提高业务编辑水平，把握时代脉搏，为续志做准备。同时，还可以开展读志用志活动，提高志书的社会效益。对新搜集的资料，采取出版《年鉴》，编辑《十年发展史》等形式进整理，为现实服务。当距上一轮修志下限达十五年左右时，正式启动下一轮续志，等到志书出版，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总之，修志是一项严谨的文化工程，我们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使每一部志书都能够成为精品、名志。如其马马虎虎编一部断代志，不如编一本《十年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