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编写地方志的传统，从春秋战国开始，或私人或政府都在研究地方史，编写地方志，以达到“存史、教化、资政”的目的。在地方志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对地方志的编写就提出了新的要求。1980年的4月8日，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倡导“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制去编写地方志”。在这一号召之下，全国很快就形成了修志的高潮，到20世纪90年代，修志已进入全面的收获季节。三级志书和众多的专业志、部门志，硕果累累。但在这次修志工作中，由于时代和人力、财力等的限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21世纪初当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即将展开之际，我想就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新中国第一轮修志工作的缺陷

　　1、缺乏史学理论的支撑
　　新中国第一轮地方志书编写好后，有许多人在总结中提到这次地方志编写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史学理论的支撑。如诸葛计在《70年代末至今新编地方志工作概述》一文中就提出：“轻视方志理论的现象比较普遍，致使理论滞后的局面难得改观。”再如晓燕在《当前全国地方志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一文中也谈到：“由于上轮修志是在起步仓促、准备不足而又缺乏人才的情况下进行的，故理论滞后的问题便成为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史学观念落后，将编写志书的目的简单地定位于存史、教化和资政，在今天看来，已显得相当狭隘。
　　2、视野不够宽阔，立足点不够高
　　不少志书若隐若现地鼓吹地方保护主义，将目光局限在一地成就的多少或发展的困难上。如有部财政志记述认为他们财政减少的原因是国家实行了“分税制”，交通志则抱怨拦河筑坝修电站破坏了上千年的舟楫之便。方志中的此类记述恐怕很难为地方造福。
　　3、材料与内容不具备典型性与说服力
　　同时，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一种顾此失彼的现象。不能正确认识新中国的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过分夸大新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与速度；在纠正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不足之中，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一味地追求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取舍材料，置地方特色与传统于不顾，在编写过程中，丢弃一些细微但原本很重要的、能体现一地的发展根源的内容。
　　以上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初，以极左观点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受到了批判，人们开始重新研读马克思的原著，重新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国外的新史学等史学理论与流派的思想与著作传人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史学内涵。新中国首轮编写地方志开始之时，中国史学理论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但长期的思想惯性仍对这次地方志的编写影响很大。特别是，编写地方志的人员或兼职或非专业出身，没有时间了解史学界的新动态，或不知道如何去研究史学理论，这样就使新中国的第一轮修志工作无法避免传统地方志中的一些缺陷。

　　用我国当代的史学理论来指导新一轮的修志工作

　　地方志，是地方历史的呈现形式，而地方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无疑需要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指导。当中国正准备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与改革开放事业相适应的我国的史学理论已比较成熟，完全有能力为新一轮的地方志的编写提供理论保障。
　　这一史学理论以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吸收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主要有以下特点：
　　1、关心人的命运和价值
　　20世纪的历史学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尤其是二战后，新史学成为一个著名的史学流派。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求史学更加关心人的命运问题，更关心人的存在价值。如其代表人物布鲁赫认为：“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布鲁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以人为中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地方志工作者应该根据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史学观念，调整研究与编写的视角，重新评估时代环境赋予新编地方志的新功能，从指导思想到记述重点的布局安排都应以人为中心，研究人们在新的环境下从事的各类活动，及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周遭环境的变化与发展。
　　2、注意总体与地方的关系。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方志的编写范围与内容也应有较大的变化
　　新史学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强调“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反对他以前的把历史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个个别事件上，这些个别事件往往是有文献记载的政治事件。他认为历史应该是总体史，因此他主张新的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来写历史。二战后，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全球历史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根据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所发生的急遽变化，认识到传统的世界史已为现实所不容，必须“重新定向”。他说“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在遭受知识经济洪流的冲击、WTO的吸引与容纳。因此，地方志的编写应该运用全球史观来研究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因为虽然构成中国经济总体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但也将以同等待遇加入国际竞争。如果地方志笔下的区域经济仍处于抱残守阙的保守状态，可以预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必然处于输局地位。
　　3、重视社会文化的变迁
　　社会、文化的变迁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现象，地方志的编写者们也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研究风习、文化生活、科学文明、人口流动和城镇的变化等等。湖南《湘潭县志》的“人口”卷中，记述了人口数量与分布、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劳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计划生育等，这足以说明政区内人口发展的趋向。从人口密度可看出土地资源人均占有的情况，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从人口的素质、文化水平、智力高低，可看出人力劳动资源情况和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迫切性。地方志既要做到着重于详陈一方地情的现状，又不忘追本溯源地写出一方事物发展的历史全貌。同时，还应不忘这种发展与整个国家及世界变迁之间的关系。
　　4、重视运用20世纪里已获得定论的一些研究方法
　　用比较法研究历史虽然是古而有之，但只有在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之后，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才得到彰显。借助科学技术，我们可以对太湖两岸经济的发展速度与类型作比较研究，也可以对城市化道路的不同进程进行比较研究，还可以对蚕桑文化的发展过程作比较研究……通过对类似地区各项内容的动态比较，从而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可以找出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一地区的地情信息。
　　计量史学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逐步普及并被广泛应用的基础之上的。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及数据处理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与发掘史料，诸如公私帐本、病史记录、物价变化法庭记录等等。这些史料通过统计分析，再借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式，科学地表现历史。计量史学方法的出现，使地方志的编写的内容更加深入，如某一长时期内的人口史、物价史、家庭史等，用数量变化来说明质的变化。这种方法甚至可用来研究心态史。

　　运用现代史学编写地方志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切实培养有现代史学专业素养的地方志编写人员
　　通过第一轮修志，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乐于奉献的修志队伍，可是从不少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支队伍的一些问题。在《谈青年方志编者问题》一文中，王照伦、暴德芳对青年志书编者的现状作了调查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方志队伍年龄偏大，质量不高，难以适应方志编研现实和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李昕在《<阿城县志>编修工作的教训》一文中，也指出“无专人总纂，是我们最大的教训”，大部分编修人员是兼职的，任务非常繁重，使工作的质量得不到保障。
　　从一些反思的文章和现实中，我们迫切地感觉到培养有现代史学专业素养的地方志编写人员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必须对在职的编修人员进行现代史学的培训，使非专业人员逐步具备现代史学的基本框架，使专业人员对现代史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运用。
　　同时，各省、市、县方志刊物，应有意识、有侧重地组织、刊载方志编修的研究文章，明确方志理论的研究指向，力求众家之言以成蹊，使广大方志工作者认真地从涉及方志事业迅速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去总结，去研究。
　　2、处理好传统地方志与现代地方志之间的关系
　　现代地方志是指运用现代史学理论编写的地方志。他与传统地方志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一是修志的目的不同：现代地方志更多地是强调地方社会变迁、地情文化特点、经济发展状况与其特色等，探求地方的历史发展规律，强调存史、教化和资政；而传统地方志则强调总结经验，为政府机关提供资政的作用。二是现代地方志把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融合于历史，而传统地方志主要运用传统历史学的知识与方法，比较单调。三是现代地方志与传统地方志在编写的体例上也是不同的。现代地方志借助中国古代的通史、断代史等体例的同时，还可以借助现代西方的一些体例编著，突破了传统地方志在体例上的局
　　相互借鉴，共同争鸣。虽然两者之问有着一些区别，可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可借鉴之处。现代地方志与传统地方志重要的共性之一是重视道德教化。传统美德的发扬与光大是两者的共同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教化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公民意识逐渐受到重视。
　　现代地方志使用计量史学方法，其使用的范围是有限的，也有可能将原本生动的历史变成枯燥乏味的东西。这就需要传统的叙述型地方志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