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却提到了一个中国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讲到铸币、价值符号、直接从金属货币流通中产生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写了一个编号为83的附注，这个附注的译文是：“户部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他幼年入私塾，读书非常勤勉。道光十年（1830年），长辈决定，让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他边管理边读书，第二年即以监生资格进京应试，中了举人。过一年再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备官户部。

　　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中低级官职。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理钱法堂（铸造和印制货币）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一直没有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在京城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发行了民间无法向政府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年底发行了同类性质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面对如此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思补救对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目的是为了“通商情，利运转”。他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王茂荫两次主张货币改革，遭到咸丰皇帝的训斥，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被当时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得知。巴拉第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有关王茂荫的货币改制过程与有关奏折事项，由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

　　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个书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这本书被马克思注意到了。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资本论》中。

　　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陈启修先生，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万卯寅是何许人也？在清代的大臣里面查无此人。

　　由于对伟大著作《资本论》的高度重视，也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资本论》中译本在20世纪30年代一问世，考证工作便开始了。经过郭沫若等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老家就在安徽歙县。在20世纪50年代，吴晗更是把王茂荫誉为“清代货币改革者”。一些历史学家还对安徽歙县进行考察，从王茂荫后代那里收集和抄录了有关奏折等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