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武(1877.1.7—1912.8.16)，原名纯锦，号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湖北省罗田县匡河乡四口塘村人，寄居竹山县茅塔镇田沟村(现属双台乡)。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功臣之一。

　　少年时期就学于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受业师时象晋影响，萌发反清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入体育会，习战阵攻守诸法。1905年，因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长崎。后又返鄂，执教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组织体育会，联络革命志士。

　　光绪33年(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加入湖北共进会，负责财务，为湖北共进会的组织者和骨干之一。为筹备武昌起义，变卖罗田、竹山老家田产，以充军需，并从外地购置一批炸弹，巧妙伪装，通过清军关卡检查，运回武昌。

　　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筹备机关工作人员检验炸弹不慎爆炸，起义计划暴露。清朝官兵在城内搜捕革命党人30余人，未被捕者纷纷撤离。危急时刻，力主提前起义。10日晚，按照其部署，起义军一举攻克了清督署，占领了武昌城，到10月12日汉口光复，武汉三镇完全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但因革命草创，群龙无首。为树立风声藉资号召，起义军公推清混成协统制黎元洪为都督。及见黎消极抵抗，曾主张杀黎以立威。旋组织军务部，以正部长留待孙武，自任副部长，主持军务半月余，部署有序。其间，派人到各省活动，策动了湖南反正；又派人到各县办民团，自己还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阳夏战争期间，所有军队调遣，或某一战斗任务，皆必先经其集合训话，阐明作战意义，并指示如何战斗后始出发。战斗紧张时，不断组织非战斗人员增援前线。11月6日，汉阳告急，率军务部职员连夜驰援前线，在攻破汉阳麋子、扁担二山战斗中，身负重伤，幸被部下救起才免于死。在武昌疗养时，闻汉阳失守，负创而起，跃马横刀，沿街大呼：“汉阳失守乃我军缓兵之计”，使军心大定。

　　汉阳失守后，不顾伤痛参加11月27日召开的紧急扩大军事会议，以佩刀砍地，厉声说：“头可断，武昌不可弃！”详述武昌三不可弃的道理：“一、武昌乃兵事重地，据此一隅，足制全国；倘不死守，则东南动摇。二、长江天堑，北军又止四千人，不可能飞渡长江。三、各省援兵陆续来到，如退走南京，则胜败既不可知，而武昌一失，敌则据荆襄以制湘桂，分兵克九江，下安庆，则虽得南京，亦仅能如洪秀全的苟延时日。有此三不可，敢言放弃武昌者，斩。”一时群情激愤，将士愿以死效。当日闻黎元洪暗中准备出走，即闯入督府，当面切责，令甘绩熙督守，并鼎力协助总监察刘公布防武昌城，亲派士兵巡视哨防，密切注视清军动向。

　　在停战期间，以副部长名义与方维携带现款四十万，赴沪购置军械。黎元洪派员赴沪查帐，并另电沪督陈其美监视其行动。

　　南北和议后，黎元洪以收束军事为名，逐渐解除武昌起义将校的兵权。张将编余军官予以集中，组成将校团，任命方维为将校团团长；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以储备人才；创办《震旦日报》，从事革命宣传；与援鄂赣军冯嗣鸿部保持联系，公开宣言：“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黎元洪视其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虑在武昌激成事变，乃密请袁世凯授之总统府顾问调其进京，拒之不受。黎再电袁予以蒙古调查员名义，仍拒之。黎又电袁改授东北屯田使，设立机关，假意满足其任何要求，骗其入京。1912年8月10日，应黎的“多次推荐”和袁的“盛情邀请”，率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13人前往北京。到达之日，袁为之设宴洗尘。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轮流设宴招待，以姜柱题为首的北方军人，发起召开“袍泽大会”，表示热烈欢迎。次日，黎元洪即致密电袁世凯，控其“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10月15日晚，张、方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答谢宴会。宴后，张在回寓所时路经东交民巷至正阳门，被早已守候的军警逮捕，并立即押往京畿军政执法处。与此同时，方维也在金台饭店被捕。当天，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审问，当即判处张、方死刑，并于次日凌晨1时执行。

　　元勋被杀，舆论大哗。参议院提出弹劾。孙中山、黄兴及各界人士，纷纷提出质问。袁则委之于黎，黎为逃避谴责，一面公布张振武、方维的所谓“罪状”，一面以“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巧自掩饰，引咎自请弹劾。

　　8月27日，张遗体经北京由火车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次日，黎元洪亲往抱冰堂致祭，并撰送一挽联云：“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公论。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无负故人。”9月初，遗体运抵竹山，葬于城北约15公里的观音沟木鱼山（现属楼台乡三台村）。

　　张被害后，所办学校改为公立，《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将校团解散。

　　1983年12月24日，竹山县人民政府公布“辛亥首义先烈张振武先生之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竹山师范附属小学更名为张振武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