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存史”为其第一属性和首要功能，“资治” 、“教化”皆附丽其上。这里所说的“存史”，便是载录某地域全方位的历史知识系统，这种载录不仅须作共时性的展开（按门类陈列），而且还要尽力达成历时性的陈述。就后一侧面言之，任何一部方志都只能完成一个断代性的任务，弥补之方则是我国修志传统中的一条宝贵经验：每隔一个或几个世代，即续修一次方志，前后承接赓延，以伸展“历时性的陈述”，如此，方志的存史价值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资治、教化功能方可充分显现。这便是我们在新修方志的同时，还要求索于旧志的缘由。

　　湖北及武汉地区方志较成系列的，以汉阳为甚。据朱士嘉先生《中国地方志综录》载，明清两代刊行的汉阳府县志几近十种，如明嘉靖《汉阳府志》、清康熙《汉阳府志》、乾隆《汉阳府志》，嘉庆《汉阳县志》、同治《汉阳县志》、光绪《汉阳县志》等。朱先生这部20世纪50年代出版并于1958年修订的方志综录中，并未收入明万历《汉阳府志》。朱士嘉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曾发现日本所藏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书目，从此谨记于胸，并立志搜求，这是老辈学人拳拳爱国心和精进不止的学术心的生动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朱先生与我参加湖北省志及武汉市志修纂工作，常获其教诲。朱先生曾对我提及日本藏有明万历《汉阳府志》，并称那可能是海内外之孤本。1987年我应邀访学美国加州大学，朱先生闻讯，给我开列他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友人的姓名、地址、联络方式，希望通过其旧友找到有关中国旧志存本的种种线索，其中也包括明万历《汉阳府志》。惜乎1987年我的访学范围只涉及伯克利、旧金山、圣特巴巴拉、圣地亚哥、洛杉矶，未获去萨克拉门托的机会，朱先生的托付无法实现，甚以为憾！令人欣慰的是，朱先生提供的关于万历《汉阳府志》的信息，被武汉市志办所重视，陆天虹、王汗吾先生通过与武汉的友好城市——日本大分市的历史资料馆馆长佐藤兴治交涉，获佐藤先生鼎力协助，获得明人秦聚奎总修之万历《汉阳府志》的复印全本，又经彭忠德、彭善德先生校注，由武汉出版社于2007年12月出版，终于使这一“藏之深山无人识”的孤本得以昭彰于世，明清汉阳方志环环相扣的链条较为完整了，无论就研究汉阳历史，还是就方志纂修的考析而言，都足供今人研讨与利用，这实在是旧志发掘的难得成果，可喜可贺。

　　我们案头的《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除有令孤本现世的文献意义之外，就其整理旧志的工作而言，也堪称上乘。其校核及各种技术性处理皆称精细准确，而所作注释也可见文史功力，使旧志的知识内涵彰显、可读性提升。总之，《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是旧志开掘、整理的佳构，笔者拜读之余，欣喜之慨油然而生，并愿意将此种快乐汇报给诸位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