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邓州顺治志》和《邓州乾隆志》（以下简称《两志》），大概在日本侵华时流入日本，藏在“东方文化事业编委会所汇图书”地方（见卷内多处盖有两种阴阳篆刻印章），中日邦交后，中国科技文化代表团访日，方将《两志》归还中国，珍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见卷内加盖有此文印鉴）。1978年春，原县教育局丁声达老师为公赴京，去探访他曾在陕北一起工作过的邓州白牛乡刘楼村人刘济舟（当时任中国科技情报文献馆主任、复印公司经理），刘向他通报了《两志》回归情况，并承望家乡出资复印，他愿鼎立襄助。丁返回后，与当时的县文化馆馆长李薰祥通气，李薰祥向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周纪文汇报， 之后，丁又亲自向周部长汇报了情况。周部长认为，《两志》是邓州的方宝，应立即回归，当即决定复印，并向财政局借款3000元，指派丁声达进京办理，在刘济舟的主持下，将《两志》拍摄照片千余幅，影印各15套，照片费用由刘济舟所在单位支付，县只支付复印费。不久，《两志》资料邮寄到邓县宣传部，由于是散页，后又交给印刷厂，经工人精心装帧成册15套。每一套计200元，有尝分给有关单位使用，所收费用归还财政局。

　　《两志》资料价值很高，如《顺治邓州志》是顺治16年出版的，据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造反活动时间很近，多处记载了李自成、张献忠三次占据邓州，并先后激战于福胜寺西、湍河两岸，迎战明兵于穰东镇的战斗场面和李自成最后败奔邓州的情况；还有邓州彭桥人云南左政布使彭而述，作有“重修邓州志序”并慕刻其手迹，文中详细描绘了邓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杰出的人物等等。在《邓州乾隆志》中还记载他著有文集百余卷流传于世，可惜今已不复存在。

　　《两志》的回归和复印对邓州的历史和现实有着重要的意义。明代嘉靖初次创编了邓州志以后，清代邓州所有志书遗失（包括康熙邓州志）无存。《两志》重见天日，对研究邓州清代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地理风俗、气象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在古为今用，以史为鉴，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方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两志》回归后，普遍为社会摘录引用，是修志、存史、育人、资政的不可多得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