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顾名思义，记述的是一年间的事，断限也应很明确，就是上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事情。但是，笔者根据我国年鉴发展的现实和多年从事年鉴编辑的实践经验，认为年鉴断限要统一，并在此基础上适当上溯或下延。

　　由于我国年鉴起步较晚，有的地方刚刚开展年鉴编辑，总体看来，时间断限很混乱，各行其是的现象比较严重。常见所及，其表现如下:

　　第一，“上限”无限。这一情况多出现在刚刚开展年鉴编辑的单位，位置出现在《大事记》当中，各主体栏目当中也有涉及。有的从古代写起，洋洋洒洒；有的不讲上限，随心所欲。在各栏目中，时而从古代写起，时而从近代写起。就算是大事记的上限，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始自有史记载，有的始自有建制之时，有的始自鸦片战争，有的始自辛亥革命，随意上溯。没有一个统一的上限，带来很多弊病，常见的情形有这样几种：一是不符合年鉴规范。年鉴一年一记，特别是《大事记》，继承关系更加明显。个别年鉴上溯，虽情有可原，但无凭无据，实为画蛇添足。二是古代部分的内容，绝大多数是自然灾害和兵匪祸乱，而且语言晦涩，我见到一本年鉴，大事记开篇几十年，几乎全是记的灾难，没有其他内容。三是上限没有界限，有的部分上溯到事件的起始，有的上溯到事件发展的一个阶段，很不规范。

　　第二，“下限”混乱。一般来讲，把统一下限称作“一刀切”，把突破“下限”称之谓下限“不等高”。早期出版的年鉴，大都以上年度12月31日为下限，较为严格。近几年出版的年鉴，有的地方年鉴下限比较统一，就是截至12月31日，也有的县(区)年鉴下限很不一致。有的是以年底为下限，有的至当年3月、6月或9月(年鉴正式出版发行的前几天)。随着年鉴事业的不断发展，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不少年鉴为了尽可能及时地反映情况，不加限制地下延下限。有人认为，大多数年鉴7月后才能出版，而上半年牵扯人事调整、工作铺开，资料丰富，写进年鉴，不仅时效性强了，而且对下半年有指导意义。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下限延伸非常混乱。

　　笔者认为：年鉴的断限，宜统一，不宜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首先，“上限”应坚持以上年度1月1日为基本界限，个别部分适当上溯的原则。因为年鉴作为连续出版的刊物，具有极强的继承性，今年的年鉴上溯或下延，势必造成资料缺失或者重复。因为应该明年记载的事件今年记了，明年记还是不记？记，内容重复；不记，则年度性资料缺失。

　　第二，“下限”应该“统一口径”。我认为时下大部分年鉴规定的下限时间是合理的。从年初到年底，一年的情况完完整整，这个下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全国的年鉴统一这个下限，形成年度性的系列“产品”，便于后人查找资料，便于下部年鉴编辑时统一“上限”。同时，坚持统一下限，有利于各地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书。事实上，现在的年鉴大都坚持12月31日为下限，个别栏目适当下延，如《组织机构与领导人》部分，考虑到3月份人事变动频繁，各县(区)市年鉴的下限一般控制在3月底，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面对年鉴断限已经很不统一的现实，提出下述几点建议：

　　第一，上限适当上溯的年鉴，除在概述，建制等必要部位适当溯古记述外，总体上应以上年度1月1日为起点，集中精力编辑上年度发生的事件。再说，概述部分每年都一样，容易让人缺少新鲜感，建议首部年鉴可适当上溯，尽量叙述完备，以后的年鉴只记述当年当年变化情况即可。以前的史料，可作编写地方史用，这样既可保证质量加快出书进度，又有利于地方史的研究与编写。

　　第二，大事记的上限和下限都不能突破。不论是历史悠久的地方，还是历史较短的地方，在概述和建制中适当溯源，完全可以说明问题，不必在大事记中再来个“自盘古至今日”。有个别地方年鉴，每年的大事记都追溯以往，好像是刻意让读者了解本地的光辉历史，笔者认为，除了增加出版费用外，没有一点意义。

　　第三，“下限”不等高的做法，不可取。现在年鉴编辑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坚持以12月31日为下限。这样，必然有包括人事变动等特殊事件没有写进年鉴。这样的单位，可以采取编写大事记或县(区)市情加以补充，每年编写一本，既可以为现实服务，又能为下届修志积累资料。既能保持下限统一性，又能做到早出书。第二种是已将下限延至3月或更长。这些地方，如果已经形成初稿，不必再动，维持现状也好。以后出版的年鉴，有条件者，均以上年度的12月31日为下限，不要再搞新“不等高”了。

　　第四，《组织机构与领导人》应适当下延到3月份。市级以下年鉴基本都有《组织机构与领导人》栏目，省级以上年鉴很少见。这一部分比较敏感，年鉴编辑者都很头疼，害怕出错。笔者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主体部分截至上年度12月31日，尽快形成比较成熟的稿子，单等大范围调整领导班子之后的3月，一经调整完毕，马上组稿、校对、送印，并尽快出版。这样，既不耽误出版，又体现年鉴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