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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确处理年鉴编纂的十二个关系
发布时间: 2010-6-25 11:09:25 作者:姚金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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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鉴的质量观应该是综合质量观。不断提高年鉴的质量是年鉴编纂人员的奋斗目标。不断提高年鉴质量必须坚持提高年鉴的综合质量。为了提高年鉴的综合质量,就得采取综合措施。试就笔者参加《上海年鉴》十年编纂的实践体会以及兄弟年鉴编纂的经验,对以下十二个问题如何辩证地加以处理谈一些看法。
一、政治与业务
1.年鉴编纂首先要讲政治
年鉴编纂是门学问,是项专业性颇强的业务工作。要编好年鉴,提高质量,必须参加必要的业务培训,加强业务学习,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但同时,努力地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政治理论,也是每个年鉴编纂工作者必须的任务。年鉴编纂与其他学科相比,它与当前的时代结合特别紧密。所记载的内容,是刚过去之年的当地国情。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你不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不了解党和政府的各方面方针政策,编出的年鉴政治上质量就不会高,有时甚至可能违背党的方计、政策。因此,讲年鉴质量,首先就要讲政治质量。政治上的低水平很难编出高水平的年鉴。学习的方法,一是学习领袖人物的经典著作,二是阅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献文件,三是阅读本地区党政领导机关的要求,四是阅读报刊杂志。总之,年鉴的脉搏要和时代一起跳动,年鉴工作者就要有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编纂业务水平当然要不断提高,但年鉴编纂业务必须在正确的政治观点指导下进行,当前来说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年鉴的编纂,这一点千万不能动摇。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年鉴编纂就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注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个关系上的统筹平衡,注意年鉴记述年度各项工作的重点、思路和要求,并且在年鉴中加以充分体现。
2.年鉴要以自己的方式为现实服务
年鉴编纂要在正确的政治观点指导下进行,并不等于用年鉴去图解党的方针、政策。这里有必要对年鉴的性质作些探讨。年鉴是什么?年鉴是一种信息和资料的载体,是一种工具书。工具书有很多,辞书、百科全书也是工具书。但我们不能把年鉴编成辞书、百科全书。虽然年鉴、辞书、百科全书主要部分都是条目(词条),但相互间有区别。辞书的条目主要是对语词或词语下定义、作解释;百科全书的条目功能大致相同,它虽然也会涉及到一些地情性词条,但主要是进行定性或作历史性、知识性的介绍。它们回答问题的公式是“什么是什么”。年鉴的条目则不同。它主要是记载一定时限内的地情,它不需要对条目下定义、作知识性介绍,它只要如实地记载一定时限内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地情资料。它回答问题的公式是“什么怎么样”。因此,我们不能把年鉴编成政治读物,编成论著,不需要作者去大发议论。年鉴应该用翔实的信息和资料去反映现实,去资政,去为现实服务。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所要记载的内容,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问题就写问题。如果这样做有时候比较难做到的话,最起码不能在年鉴中说假话,不能以虚假信息以假乱真。各级党委、政府提出的各地各年度的工作任务和有关口号是年鉴编纂的一种指导思想,但不能简单图解。因此,如果完全用领导机关的要求来设计框架,并且年年紧跟新的要求去转,甚至把一些工作口号用作年鉴补白性资料用较大的字体加以标出,恐怕需要研究。因为年鉴也需要对资料加以沉淀、加以选择。
二、地情与年鉴
1.地情是年鉴编纂的根基
如上所说,年鉴是一种地情资料书和信息库。因此,研究提高年鉴编纂的质量,首先应对年鉴记述的主体——地情,进行必要的研究。而这一点,一般年鉴编纂工作者重视都不太够。一般撰稿人员认为,只要每年把条目写出来,任务就完成了,地情研究则是专门编辑人员的事情。这是一种误解。心中地情不明,条目怎么能够写得好呢?多年来,笔者参加过许多年鉴协作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年鉴如何体现地方特点(或者地方特色)。研究地方特点,实际就是研究地情特点。各地的年鉴都是反映地情的,地情不同,年鉴所记应该也有所不同。年鉴充分反映地方特点,应是题中之义。所以,年鉴编纂人员,无论你是总纂、主编,还是编辑、撰稿员,都应研究自己的写作对象——地情。只是不同的对象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编、总纂应研究地情总的特点,编辑、撰稿员则研究某个方面或某个部门、单位的地情特点。地情明,则框架清、条目定,地情不明则框架乱、条目混。研究地情看起来要花时间,其实把地情弄清了,编纂年鉴就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了。
2.年鉴编纂要反映特点
编年鉴研究地情,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编好年鉴。对地情研究透之后,年鉴编纂时就要千方百计反映地情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四个方面:一是时代的地情特点,也就是时代特点;二是地方的地情特点,也就是地方特点;三是年度的地情特点,也就是年度特点;四是专业的地情特点,也就是专业特点。谁把这些特点反映得准确到位、反映得十分鲜明、反映得与众不同,谁所编的年鉴质量肯定就比较高。具体将在后文加以阐述。
三、框架与条目
框架与条目,两者密不可分。框架犹如设汁蓝图,没有蓝图,年鉴就乱;条目犹如建筑材料,没有材料,蓝图也只能空纸一张。高质量的年鉴,框架要好,条目也要好。
1.年鉴框架好的基本标准
(1)明确服务对象。每一种书籍都有自己的服务对象,年鉴也不例外。但不同的年鉴服务对象也不同。地方综合年鉴的服务对象是什么?年鉴界至今说法不一。最乐观的一种说法是年鉴应该走进寻常百姓家。但以本人的体会和许多同行的意见,综合年鉴的服务对象不可能是广大的寻常百姓。综合年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科学研究人员,部分工商企业人员,少量社会读者。明确了服务对象,编纂时就可以有的放矢,不陷入盲目性。比如老百姓需要的指南性资料,综合年鉴中要不要放?我们一度把它作为一种创新加以宣传,现在看来不妥。主要是服务对象没有搞清楚。一个普通读者,怎么可能为了查阅一个指南性资料而花费一二百元去购买一部上百万字甚至更多字数的年鉴呢?
(2)全面反映地情。年鉴框架是以门类为组合单位分门别类布局的。一个好的年鉴框架,必须统筹全局,不缺要项,全面完整地记述地情。不仅在第一层次要完整,在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同样要完整。如果年鉴中出现比较重要的缺漏,这个框架就不是个好的框架。有些年鉴在人物类目中只有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没有逝世人物、纪念人物,有些年鉴写先进人物,只有一部分单位的先进人物,而没有另一部分单位的先进人物,等等,都是反映地情不全面的表现。目前,综合年鉴的框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分大部类,类似于地方志中的大编体。它们一般分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人物、各市概况、统计资料、文献法规等。此种框架,一般是篇目、类目(栏目)、分目、条目四级结构。一种是把篇目分得细一点,一般有二三十个篇目,层次有的四级,有的三级,类似于地方志中的中篇结构。还有一种是三级结构或三四级结构的混合体,分成类目(栏目)、分目、条目,有的夹杂小类目,类目的数量较多,达到四五十个之多。类似于地方志中的小篇结构。应该说,这几种结构都是可以的。
(3)四个特点突出。在完整反映地情的基础上,特点是否突出是衡量年鉴框架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特点之一是时代特点。以《上海年鉴》为例,抗战前编的年鉴中有“公共租界”、“法租界”等门类,抗战后编的年鉴中租界就没有了,但有“编组保甲”、“敌产处理”、“遣送侨民”等内容。我们现在所编的年鉴,则有“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企业集团”、“社区建设”等内容。这就是时代的不同、时代的特点。特点之二是地方特点。仍以《上海年鉴》为例,其门类排列,先是“领导机关”,尔后是“一个龙头(浦东开发)”、“四个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在人物部分,除常规的新闻人物、逝世人物、纪念人物、先进人物之外,还有“上海人在世界各地”、“外地人在上海”、“留学人员在上海”以及“港澳台同胞在上海”等栏目和分目。这样,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地方特点就充分显示了出来。其他兄弟年鉴也都在框架设计中充分显示了各自的“亮点”。特点之三是年度特点。年鉴内容写的大多是上一年一个年度的事情,因此年度特点也是年鉴的基本特点。比如《上海年鉴(2005)》的框架中特设的“专记”,记有“洋山深水港工程”、“F1世界锦标赛中国大奖赛”、“长江隧桥工程”等分目,所写的都是年度大事。特点之四是专业特点。综合年鉴不是专业年鉴,有没有专业特点?我的答案是有的。因为综合年鉴是由一个个类目组成的,类目的大部分则是专业类目。这些专业类目的设计,如果没有专业特点是难以成功的。综合年鉴的编纂,为什么离不开专业单位的供稿?道理就在这里。
(4)门类归属科学。这一条标准对年鉴框架设计来说是最基本的。年鉴的框架结构尽管多种多样,但都要做到归属得当、科学。从目前所编的年鉴来看,大多数年鉴的框架都是做得不差的。但也有一些年鉴的框架逻辑上有问题。比如有一些年鉴框架的类目,把“政治”与“政法”、“军事”并立,把“经济”与“产业”并立,这从逻辑上就说不通。“政法”应该是“政治”的一部分,不应该平起平坐。同样,“产业”也应该是“经济”的一部分,不能平起平坐。还有的年鉴,从一个个大部类单独来看,问题不大,但部类与部类相比较,问题就凸现了出来。比如全鉴分二十多个栏目,政治部类只有一个栏目,取名“政治”;经济部类却有十五六个栏目,文化部类也有三四个栏目。也就是说,在框架的设计上,全鉴将大部类与小的部类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去记述,显得很不协调,也很不合理。因为,经济和文化部类可以分出许多栏目,政治部类同样可以分出若干个栏目。对年鉴的框架结构来说,除为了体现地方特点而升格设置的类目(栏目)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外,类目与类目之间应该是“兄弟”关系,而不应该是“父子”和“叔侄”关系。
2.年鉴条目好的基本标准
条目质量如何算高?这个问题全国同行讨论得相当多,全国年鉴也已举行过三四次质量评比,但似乎问题解决得并不十分理想。我认为,年鉴条目好的标准有很多,但基本的有这样几条:
(1)要素齐全。一个条目,必须交代清楚时间、地点、人物(单位)、原因和结果。这些要素,缺得越多,条目的价值就越低。比如有这样一个条目:“【××区实施疾病预防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区卫生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方针,多次下基层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制定了××区疾病预防卫生监督体制改革方案,上下达成共识。”这条目要素就不全,没有时间,改革的内容也没说。这样的条目价值就不会高。
(2)信息容量大。就是说,不同种类的年鉴的容量应该有个比较。比如,同样地市级的年鉴,有的条目有1200条,有的800条,有的只有500条,这就是差距。而现在评比的时候,往往不太注意这个重要方面,往往偏重在记述技术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技术层面是要比较,技术层面应该分出个高低,但相对于信息容量来说,技术层面是稍逊一等的评比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3)以动态为主。目前年鉴的条目标题,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静态的,一是动态的,一是有动有静的。所谓“静态”,就是只用一般的名词词组作条目标题,如“招商引资”、“企业改革”、“招生考试”等,只看标题是无法弄明白条目内容的。所谓“动态”,就是用完整的句子作标题,读者“望题”便可“知义”。如“创建绿色学校”、“全面推行电子台账”等。第三种有动有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识动静结合的,一是动静无意识混杂的。有意识动静结合的,如省级年鉴写所管辖的市县,为了避免与省级各部门所记过多地重复,不少年鉴采取先固定分设若干个始终不变的分目,再挑选一部分有特色的内容作特色条目。比如有一部省级年鉴的“市县概况”栏目,每个市县先列有“概况”、“工业经济”、“农业”、“第三产业”、“城乡建设”、“社会事业”等大体一致的静态条目,然后每家又有少量的动态条目,如“在全省率先实行公民基本医疗保险”、“打造东北韭菜第一乡”、“发现罕见的七聚头野山参”等等。动静无意识混杂的,有的表现在栏目与栏目、分目与分目之间,有的表现在同一个分目之间。表现在栏目与栏目、分目与分目之间的,如“公安司法”栏目都是动态条目,像“打击地下六合彩”、“市司法教学大楼落成”等等;“检察审判”栏目却全部都是静态条目,如“反贪污贿赂”、“刑事监察”、“审判执行”、“诉讼调解”等等。同一本年鉴的两个不同栏目,所设置的条目标题风格完全不一,说明编者没有很好加工,下面送来静态的就编成静态的,下面送来动态的就编成动态的,这就是混杂。还有一种混杂是在同一分目之中。如某年鉴的“金融机构”分目,设有“概况”、“银行业机构”、“保险业机构”、“金融证券机构”、“首家股份制公司成立”,五个条目有动有静,风格不一。而且第二、三、四条是以小门类立条,第五条是以一件事情立条,这也是混杂。条目标题到底应该动还是静?笔者认为应该动。理由是年鉴汇集的,是信息。而信息是动的,作为载录信息的条目,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动的。但是,结合年鉴编纂实践,有少量条目标题难以动起来,比如有的会议,有的单位简介等。所以,除少量条目的标题可以静态外,总体上应该坚持以动态为主。如果都是静态的,如何体现年鉴年度之间的差别呢?动态是彰现年鉴个性的极好手段。要想把年鉴编得不“千鉴一面”,除了框架设计是个重要方法外,把年鉴条目的标题动起来是个高招。条目标题的动态有多种方法:一是添加动词式(如“东海大桥落成”),二是概括全局式(如“GDP增加二成”等),三是事物量化式(如“外贸出口达到××亿元”),四是凸现亮点式(如某银行记一年概况,用比较突出的内容作标题,为“××银行存款突破××亿元”)。这几种方法中,前三种分歧不大,第四种有较大争议。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头大帽子小,以偏概全。其实,这种结论有失公允。因为这种所谓的“以偏概全”在写作中屡见不鲜,新闻报道中用亮点作标题但写全局情况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5年12月17日《文汇报》上有《世界杯羽毛球赛林丹晋级四强》一文,记的是世界杯羽毛球赛上一天比赛的全部情况,标题却只写林丹一个人之事。能说这是“以偏概全”吗?又如2006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此日多哈亚运会的比赛动态,文章中写到了金牌总数、网球、拳击、空手道、帆船、射箭、重剑、女曲等七八个项目的比赛,但文章的标题却为《女网金花能否绽放》。可见,这样的所谓“以偏概全”,乃是动态标题中常用的一种写作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常用的写作技巧。综上所说,我们在衡量年鉴条目质量高低的时候,是否动态应该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年鉴条目用动态标题要比用静态标题难得多,但年鉴条目是完全可以用动态标题的。如果年鉴条目完全用静态的标题,不仅年与年之间缺少差别,而且在充分发挥年鉴的作用方面也多少要打折扣。可惜这个问题,年鉴界研究得非常不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当然,动态标题也有个准确、贴切的问题,这需要进行专题深入研究。
(4)写作规范化。年鉴条目的写作行文一定要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统一要求。有些要求上级没有规定的,年鉴编辑部要制定统一的行文规范。只有写作规范化的年鉴条目才是好条目。这方面也有问题,主要是标准不一。比如,地方志系统年鉴评奖时,“1949年~1950年”的写法是对的,“年”字一定要写。而版协年鉴研究会编校质量评比时恰恰相反,认为有前一个“年”字就要扣分。还有“唯一”的“唯”字,许多地方写成“惟”字,有的出版社也规定一定要写成“惟”字,认为“唯”字是错的。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版协)校对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异型词研究课题组等推荐的却是“唯”字,认为“唯”字的使用频率比“惟”字高得多。
(5)常编能常新。年鉴条目要根据年度的实际情况来选题,才能做到常编常新。如果年鉴条目年年是老面孔,除了数据不一样之外,还能有多少新鲜感呢?相对稳定的框架和年年变化的条目,应该是年鉴编纂要抓住的“总筋”(根本性要求)。
(6)整体要有连贯性。就是年与年之间的条目要有一定的关联。现在有的年鉴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各年度所编年鉴条目之间连贯性不够,今年讲的是这些要素,明年讲的是另外一些要素,相互之间可比性较差。为此,对年鉴中的概况条目,记述要素要固定下来,年年要记,这就有了可比性。当然,一些新出现的要素从出现之年开始,也要增加进去,并持之以恒。动态条目中,也要前后呼应,第一年写了开头,第二、第三年就要注意写过程中的大事,第三或第四年就要写明结果。有的同行反对写过程,认为年鉴是不写过程的。这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反对的是写琐碎的过程,而重大事情的有些过程(比如上海东海大桥的合龙、防震检测等)仍然要写,事情的连贯性才显得更加清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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