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系统年鉴工作”是20世纪末产生的新词组，它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和年鉴工作已经结合在一起的实际状况。中国地方志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保存至今的历代志书总量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而年鉴从欧洲传入中国才百来年历史，尚处于成长阶段。资深的方志老人，在他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吸纳包容年鉴这个外来的年轻后生，是对新事物的一种追求，是创新求发展的结果。因此，作为新方志事业的工作者，所要研究的已经不是志、鉴要不要结合，而是怎样结合。
有研究者认为，“现行年鉴和方志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难以在同一目标下汇集，故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力求在年鉴编写和志书编修之间构架起一座可通行的桥梁，以完成两者间的顺利接轨”①，笔者以为，要想在年鉴编写和志书编修之间构架理想中的桥梁，首先必须明确二者结合的基础，即志鉴结合的根本或起点，由此出发，探索志鉴结合的多种形式，才能为新方志事业开辟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相同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是志鉴结合的基础
方志是“认识和分类记述特定区域情况的资料性著述”②，“年鉴是一种系统汇辑上一年内重要文献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③，一个是资料性著述，一个是资料性工具书，由此可见，“资料性”是方志、年鉴所共有的最基本的属性。
所谓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在逻辑学上，指对象的性质和对象间的关系，具有不同性质的对象，分别形成不同的类④，据此，具有相同基本属性的方志和年鉴，从根本上来看就属于同类事物。因此，“年鉴从外国一传入，便受到方志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并把它和传统修史编志事业联系起来”⑤，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方志的功能，目前方志界共识为“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其“主要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年内全面、真实、系统的事实资料，便于了解事物现状和研究发展趋势。……年鉴有较大的总结、统计意义和比较系统的连续参考作用”⑥，根据年鉴的功效和作用可以确定，方志的三大功能同样也是年鉴的主要社会功能。
由此推论，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的方志和年鉴，在特定时期的社会系统中，根据同样的社会需求发挥功效和作用。因此，当社会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他们同样地都必须做出相应变化，以确保功效和作用的正常发挥。如若不然，不能根据社会需求执行社会功能，必将被社会所淘汰。
综上所述，具有相同基本属性的方志和年鉴，在本质上属于同类事物；在整个社会系统中，他们根据相同的需求，执行相同的社会功能，当需求随着社会的演变而变化时，他们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相同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是志鉴结合的基础。
立足基础探索志鉴结合的多种形式
基础，“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和起点”⑦，我们探索志鉴结合的形式，就应该从志鉴结合的基础出发，也就是说，要抓住“资料性”这个根本，以适应社会需求，有利于发挥方志和年鉴的社会功能为目标，寻求适合现代社会的志鉴结合的新形式。
1、志鉴结合的现状
1996年，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李铁映提出：“地方志书、综合年鉴，以统一机构，统一收集整理资料，统一编纂为好，可以发挥优势，节约人力、物力。”⑧，此后，一些省市志办接受了省市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为了加强和协调方志和年鉴的关系，中国地方志协会于2002年建立了年鉴专业工作委员会。年鉴专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举办全国方志系统年鉴培训班和学术年会，迈出了逐步形成方志系统年鉴体系的步子。至此，中国现代年鉴形成了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研究会为代表的和以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专业工作委员会为代表的两大体系。
当前，全国省、市、县三级的地方综合性年鉴编纂工作基本由方志编纂机构承担；有些承担编纂省志专业志的厅局级修志班子，在首轮修志接近尾声的时候，为了保住机构、稳定人员，也接受或者开始了地方专业年鉴的编纂工作。年鉴，就这样在两轮修志的间隔期，以副产品、辅助品的身份，以“为下一轮修志做准备”的地位，正式进入方志系统，成为新方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方志和年鉴“它们是一对兄弟，应该各有侧重，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⑨，但是，现实中的志鉴结合，仅仅是编鉴、修志的机构、人员、经费的结合，在编纂理论、编纂方法以及运行方式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尚未开始志鉴结合的研究、探索和尝试。
2、志鉴结合取长补短
共同具有“资料性”的方志和年鉴，在资料的结合上显得相对易行。志界行家认为：“有志而无鉴，缺乏近期的资料积累；有鉴而无志，缺乏对一段时间长河资料的提炼和升华。鉴是志的基础，志是鉴的延续和发展。”⑩，实际上，年鉴被方志系统所吸纳，就是因为年鉴资料可以作为方志的基础资料。为了使年鉴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修志，为了在修志时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年鉴资料，志界人士开始研究如何使年鉴编写的结构、方法和内容便于和续志衔接。于是乎，有人反对“年鉴方志化”，有人担忧“方志年鉴化”。难道志鉴结合非得一个化了另一个不可？既然是兄弟，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当然更好。纵然一个化了另一个，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诚然，志鉴结合最简便、最见功效的形式，除了编纂机构、人员、经费的结合以外，就是资料的结合，“统一收集整理资料、统一编纂”。这种对人力、物力资源整合利用的结合形式，固然可以增强方志、年鉴在一段时期内的生存实力，却没有真正增强它们自身在现代社会的竞争能力。只有在理论研究、编纂方法、运行和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取长补短地结合，才能够有利于发挥方志和年鉴的社会功能，才能够为它们开拓发展的空间和更美好的前景。
中国方志理论趋向系统化的时期，年鉴才传入中国，方志理论的研究成果，年鉴望尘莫及。基础深厚的中国方志理论，对修志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修志实践经验的丰富和修志理论的发展，方志形成了独特的撰修体裁和编纂程序。这些都是值得年鉴取长补短的。然而，中国方志理论研究的历史虽然悠久，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理论研究却不可谓长，而且，拥有老祖宗留下的丰富遗产，既是优势，又有可能产生束手束脚的不利，倒没有年鉴在理论研究和编纂方法上放得开。鉴于上述情况的两面性，方志系统的年鉴学术年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和方志学术年会联合召开，以利于在理论研究上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自东汉以来，历代官办地方志已经成为传统。新编地方志不仅沿袭了政府修志的传统，还超越历朝历代，设立了中央、省、市、县级专门机构。在“一纳入五到位”（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保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和条件到位）政策扶持下，全国已形成近２万专职、10万兼职的修志队伍；全国出版的省市县三级新编志书已有5000多部，出版的专业志、部门志、名山大川志、乡镇志等有4万多部。{11}新方志事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是这些方志成果得以顺利问世的有力保障。然而，正因为地方志编纂工作由国家财政养着，在成书过程中，编纂者很少会站在读者的角度去考虑用志问题。大多数已经出版的新编志书，目录较粗，又不设索引，加上有些事物在门类上的交叉性，给读者使用造成不便。曾经就有读志用志者，因为不能顺利找到需要的资料，就捧着志书到史志办来，向修志人员求助。
年鉴与地方志不同，它是浑身打着商品经济的烙印走进中国、走进方志系统的。年鉴相对于方志，在实用价值方面考虑比较多，而在资料收录的质量上不如方志客观、严谨。在当前的方志事业管理体制下，实行志鉴结合，年鉴可以借助地方志系统的实力优势，提高鉴书质量；地方志编纂在运行和管理模式上则可以向年鉴学习，增强在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争取跳出单一的官办模式，进入市场，根据现代社会群众的实际需要，使尽可能多的读者接触志书，更好地发挥地方志的社会作用。
3、志鉴结合产生新事物
有人担心，志鉴结合会使“方志年鉴化”或者“年鉴方志化”。“化”作为后缀，加在名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方志和年鉴会不会因为志鉴结合而转变性质或状态？如果有所转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转变？
首先，我们分析志鉴的异同，方志和年鉴具有相同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他们的差异主要是历史渊源和产生背景不同、出版周期不同、体裁和表现手法不同等，这些都不是本质的。因此，即使他们之间会发生“化”的转变，也主要表现在状态上。其次，假如“方志年鉴化”了或者“年鉴方志化”了，它们就不再是我们目前所认识的方志和年鉴，而是一个新的事物。再次，志鉴结合已成现实，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必定期望结合体之间和谐。“和谐不是无差别的完全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在他看来，只有不同事物之间的统一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既不能产生新事物，也不能发展。”{12}最后，众所周知，事物的运动和演变是绝对的，前进的演变走向发展，后退的演变走向消亡；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志鉴结合会不会出现“化”的转变，我们应该努力探索志鉴有机结合以致和谐的最佳形式，期待能够产生走向发展的新事物。
志鉴结合产生走向发展的新事物，离不开有志于新方志事业人士的努力，更离不开新方志事业本身顺应时代的演变。我国元杂剧能够盛极一时，就是因为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剧作家；元杂剧从巅峰状态跌落直至消亡，一方面由于文人对杂剧创作热情减少，更主要的是杂剧表演形式长期固定不变，过于呆板僵化，愈来愈不受观众的欢迎。被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艺术，也是得益于文人学士的参与而兴起，但文人学士过分强调高雅，只能为上层社会所欣赏，而逐渐远离下层民众，观众日渐减少，于是出现了乾隆年间昆曲和各种地方剧种争雄的局面。正是由于各剧种的竞争，推动了徽剧与汉剧的互相融合，又吸收昆剧、秦腔和其他民间曲调的唱腔、剧目和表演形式，终于形成了中国的国粹艺术——京剧。{13}
戏曲艺术的演变、发展历程，对新方志事业的发展不无启示。社会主义新方志作为一项综合性事业，需要方志同仁对其发展倾注热情，更需要吸纳、融合有利于事业发展的诸多新事物，“志鉴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14}，志鉴结合产生新事物也是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
注 释：
①何晓宁：《试论年鉴与续志的有机衔接》，载“福建省情资料库地方志之窗”ｗｗｗ．ｆｊｓｑ．ｇｏｖ．ｃｎ。
②③⑤⑩{14}曹子西、朱明德主编：《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④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属性”、“基础”词条。
⑥中国年鉴网ｗｗｗ．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ｃｎ，“什么是年鉴”。
⑧《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⑨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转引自《现代方志学》。
{11}新华网：《我国方志出版空前繁荣》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12}李任同：《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质及作用》，《光明日报》2003年11月18日，引自ｈｔｔｐ：／／ｈｅａｒｔ．ｎｊａｕ．ｅｄｕ．ｃｎ。
{13}陈梧桐：《“繁花似锦的戏曲”编写说明》ｗｗｗ．ｐｅｐ．ｃｏｍ．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