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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论
发布时间： 2010-7-2 9:28:15 作者:徐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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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学诚在其《书〈姑苏志〉后》一文中，提出“文人不可与修志”的主张。至今200多年过去，没有人对此提出非议，但对此曲解的则大有人在。时值全国第二轮修志之际，为澄清是非，恢复章氏原意，特作浅析，以求正方家。 章氏《书〈姑苏志〉后》一文，虽无确切写作时间，据有关学者推断很可能与《书〈吴郡志〉后》所写时间相去不远。大约在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时章氏48岁左右，应该说章氏的系统丰富的方志理论体系已相当成熟。“文人不可与修志”的主张提出，其实贯穿于章氏晚年十余年的岁月。 《姑苏志》修于明正德元年（1506），为王鏊等人编纂。章氏在分析王氏的《姑苏志》后，批评《姑苏志》编纂者不懂“史家法度”，不合“方志体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志名张冠李戴，州、国、府、路、县名混用。方志编修，本应反映社会现实，官名、地号，都应以修志当时名称为准，不能随意乱用古代官名地名，否则今古不分，是非莫辨；二是，三张史表编写的混乱，不懂史表编写之“经”、“纬”，标题与内容矛盾，形式与内容紊乱，违背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三是，篇目自坏体例，已设“兵防”，又单列“平乱”一目；四是，对前志（范成大《吴郡志》）的错误不知也不懂“纠误”。章氏认为，王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于史裁，又浸渍于文人习气”，“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因而章氏明确提出“文人不可与修志也”。 章氏“文人不可与修志”的主张是受到唐刘知几“文人不能修史”观点的启发，并贯穿于他的方志理论体系。章氏51岁，乾隆五十三年秋（1788）撰《庚辛之间亡友传》①中说：“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者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文人修史讲求文字技巧，往往影响史书记事的真实。章氏59岁，嘉庆元年（1796）撰《答问》②中又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这就是说，文士作文，可以凭借自己想象加以创作，可以虚构夸张；而史家著作必有所本，决不可以私意妄作增删。章氏在晚年所写《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③一文中，又全面论述这一观点，他说“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于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对此文有过一段评论：“此书首论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于己’，真数千年史家未发之至论。”此言是否有理，读者自可定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章氏在论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之不同，一个是“惟恐不自己出”，一个是“惟恐出之于己”，了解了这点以后，自然就可以理解章氏为什么提出“文人不能修志”的主张，这决不是章氏的偏见。 所以，章氏的结论是“辞章之士，不可与论经史专门之学久矣，……八家文章，实千年来所宗范，而一涉史事，其言便如夏畦人谈木天清秘，令人绝倒，至于如是，人才之有区别，良有以也”。④文人不能修史（志），是长期以来社会分工不同所造成，而不是个人聪明才智所不及。既有分工，就必然各有所长，文人不能参与修史（志）工作，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江苏省地方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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