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人文”概念的，是《易》经，其中说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易》把“人文”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解读“人文”，便可以从“文明”入手。现在所谓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去年又增加了一个“政治文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史，这部文明史，包括物质文明史、精神文明史、制度文明史、政治文明史。这其实就是地方志的基本内容，而创造这部文明史的主体，就是“人”，一部好的地方志，就要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我们强调记“人文”，目的就是要突出人类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关于“人文”，现在人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指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俗等等，或者可以用“文化”来概括这些方面。在地方志里，光有这些还是不全面的，应当包括“人”以及由人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以及政治文明等内容。这是我对“人文”概念的粗浅理解。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提出加强“人文”记述的背景

　　加强“人文”记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上一轮修志，在“人文”记述问题上，作了一些探索，虽然也取得了成绩，但从总体上看，做得还不够，甚至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产生误解

　　上一轮修志有一个提法，即“旧志重人文轻经济”。据诸葛计先生考证，这一说法提出于民国时期。编修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时，反复强调了这一提法。但是由于缺少分析研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述，致使不少人产生了误解。旧志究竟为什么要“重人文”？是怎样“重人文”的？这些“人文”内容究竟是健康的、有益的，还是无益的、有害的？“重人文”究竟是旧志的优势还是劣势？再比如旧志为什么轻经济？轻经济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只记人口、土地、物产、财税）？轻经济的客观前景是什么？对当代修志的利弊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问题，在上一轮修志中，其实都没有充分展开讨论，也没有深入展开研究，许多人只凭感觉走，出现了一些盲区。有的认为重人文应当肯定，轻经济应当纠正；有的认为重人文不好，轻经济也不好；也有的认为重人文是错误的，轻经济也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这其实是对“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一种误解。

　　另一种误解是，不适当地把记人文与记经济对立起来。其实，人文活动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上层建筑范畴，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而经济活动的主体则是人，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毅力，创造了大量的服务于人类的物质财富。同时又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发展和验证了人类自己创造的人文精神。所以人文与经济，本来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是互一矛盾的。

　　所以，我的理解是：一、“重人文轻经济”是对旧志的客观描述，是一种现象、一种存在，不能成为否定旧志的依据；二、旧志“重人文”是旧志的优良传统，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三、旧志“轻经济”也要作客观分析，其中有客观方面的原因（经济不发达），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重视不够）；四、志书其实就是“人文”之作，不是单一的经济类著作。

　　2．矫枉过正，不适当地强调了经济

　　本来，“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说法是在提醒我们，一方面旧志重人文，是个优良传统，要继续保持；另一方面旧志对经济记述不够，或者轻经济的现象，要加以克服，要对经济活动的记述引起重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不适当的强调了经济，把经济看作是志书的主要内容，从篇目设计、篇幅安排到内容选择等方面，不适当地强化对经济的记述，经济活动在整部志书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一半，以致把过去的“一部志书，半部人物”，变成了“一部志书，半部经济”。经济部类所占文字量，有时超过50%，个别甚至超过70%。这就造成了本来想“矫枉”，结果却出现“过正”的现象。这样做，从表面看，经济部类是“强化”了，但是这种强化记述，是不是科学、合理、有价值呢？我看还有待历史来证明。事实上，上一轮修志对经济的记述，大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多少家企业，有多少职工，出产多少产品，年产值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基本上都是一些数字，看起来经济确实是发展了，但是，透过经济发展的背后的深层次的因素，却没有很好的反映，比如采取了什么措施，体制方面有些什么改革，职工的积极性怎样调动，设备更新起了什么作用，技术创新带来什么效果，外贸带动了什么，等等。这些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发展的规律所在。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记述，所以显得比较肤浅，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揭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致有些志书与其说是写经济，不如说是写流水账。当然，我这里强调要写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不是说不要用经济数据。经济数据，只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种尺度，一种标识。事实上，现在回过头去看，不少企业已经破产或转行了，职工也下岗了，产品也被其他产品所替代了，有些已经销声匿迹了。所以，即使强化经济，如何强化，也大有讲究，这里就不多说了。

　　上一轮修志，之所以强化对经济的记述，克服传统志书轻经济的不足，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在强调“以经济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经济的记述，当然是应该的。问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经济的单轨运行，而社会进步的总体考量，其中当然包括“人文”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对于地方志来说，记人文与记经济，同样重要，两者不可偏废。

　　3．人文缺失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种缺失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人物的记述缺乏足够重视。主要反映在人物入传和以事系人两个方面。人物入传，或者说志书人物传，是志书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在篇目安排上，一部志书设五十卷、六十卷、八十卷，人物传只是其中一卷，那是事以类分的需要，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物传也只是全志的五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八十分之一。有些人为了追求卷与卷之间的平衡，把人物传的空间压缩得很小，小到全志的几十分之一，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其次是对入传人物的标准定得很高，控制很严，以为只有正面人物、先进人物、革命人物入志，才能保持志书思想性，才有积极意义。其实，任何时候，这类人物总只是少数，极大多数人虽然算不上先进人物，但他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里有着卓著的成就，杰出的贡献，为什么不可以记呢？明代方志学家张元就主张，“苟有一德一行者，皆可入志”，意思是说，只要他的一德一行，有可敬可佩、足可为人师范的，都可以入志。这是一种辩证看人的方法，不能要求十全十美，“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这个道理。以事系人也一样，不能太苛刻，只要他做的事情对人类有积极意义，给他带上一笔，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我们的各行各业中，许多人在默默无闻中创造业绩、贡献才智，他们才是志书应当记述的内容，是修志人的一种责任。

　　二是对文化的记述，视野不够开阔。尽管对于“文化”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通常都以“大文化”、“中文化”、 “小文化”来表述，现在文化局管辖的，大体属于小文化范畴。但是概念不同，不影响志书对文化的记述，因为各种文化现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记呢？志书就是以客观存在为记述对象的。用“小文化”的视野来记述文化，所设内容无非是文学艺术、戏曲曲艺、文物古迹、群众文化（也只是一部分）、影视图书之类。这一方面是按行政管辖来记述文化，留下了部门志的痕迹；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文化的视野缩小到不足以反映文化全貌的局限性，于是便将许多群众创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内容排斥在外。例如民间传说故事、传统手工艺、传统医术、民间歌谣等等，其中有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也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各地都在积极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具体做申报工作的同志，苦于没有资料，在现有的志书中找不到相关记载，这是一种文化缺失。

　　三是对制度文明的记述也不够充分。可以这样说，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都是与制度的更替、体制的演变、机制的更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志书如果想反映一个地方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必然离不开对制度文明的记述，否则便很难从根本上反映出历史的进步、发展与繁荣，即使写了，也可能不够深入，甚至比较肤浅。对于地方志来说，记述制度文明看起来是有一定难度，因为国家有国家制订的制度、体制和管理机制，地方无非是贯彻、执行、落实的问题，好象没有什么可写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作为地方志，固然用不到长篇累牍地去写全国性的制度、体制和管理机制，但是，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是如何贯彻、执行、落实的，是如何结合地方特色，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的，采取了哪些贯彻落实措施，这便是地方志记述制度文明的核心所在。这在传统志书中，几乎很少涉及，上一轮志书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是有些志书还显得不够充分。现在不少地方在修通史，作者感到最困难的，便是缺少这方面的资料，许多问题因此写不清、说不明，于是有的只好拿全国性的制度内容来凑，这是不得已的办法，然而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要加强制度文明的记述。

　　此外，历史地理中人文内容，经济活动中人文内容，思想道德方面的人文内容，人际关系中人文内容等等，也同样值得引起重视，深入挖掘，加强记载，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为什么要加强对“人文”的记述

　　为什么要加强对“人文”的记述，理由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志书的性质所决定

　　志书是一方之全史，既为全史，当然应该包括：物质文明史、精神文明史、制度文明史和政治文明史，而这四个方面，恰恰是“人文”的基本内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志就是“人文之作”。再从学科分类看，就大的方面而言，不外乎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一般指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三大门类。地方志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回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科学，地方志明显属于社会科学，现在有学者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应改称“人文社会科学”，这就决定了志书应当加强人文记述。

　　2．人文内容是地方志的灵魂所在

　　地方志的内容非常全面、丰富，因而被称为“地方的百科全书”。而贯穿于百科之中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是志书的灵魂所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协调、人际和谐，都体现了人的创造、智慧和精神风貌。我们既要创造物质财富，也要创造精神财富，光有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财富，就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史。例如：现在“中国制造”输往全球，有人对此感到恐慌，撒切尔夫人就说，“中国制造”并不可怕，电视机虽然是从中国进口，但电视节目并不是从中国引进，因此并不可怕。而对我们来说，只有产品的输出，没有文化的输出，不是真正意义上强大的表现。

　　一是强调“人文”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志书的人文内容，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例如绍兴镜湖新区，区内划定了15平方公里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目的是要保护好这里的环境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历史生态，做这项工作首先就要搞清楚这里的重要历史地段、名胜古迹、村庄聚落、地面建筑、山水风貌等，其中大多属于人文内容，是地方志应该提供的资料。再例如旅游景点建设，也需要挖掘很多人文内容，日前在绍兴召开过一个全国人文旅游高峰论坛，专家们普遍认为，绍兴的人文旅游搞得不错，各种旅游景点人文内容非常丰富，文化氛围很浓，为绍兴旅游业的发展，乃至绍兴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什么高峰论坛放到绍兴来开，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江泽民民同志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修志人员深思。他说：“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

　　作为方志工作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人文指标”？如何在志书中重视人文的内容，提高人文所占的比重，都有待认真研究和努力实践。

　　二是发挥志书“教化”功能的需要。例如一些革命英雄人物传记，就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是也有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展示，往往缺乏历史的深度和科学的严谨，缺乏生动的细节和艺术的表现。有的甚至为了招揽游客而随意编造，无中生有，形同儿戏。表面上热闹有余，而对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揭示、说明不足，不是见物不见人，就是见人不见其精神，既不能感动人，也不能愉悦人，教育人更无从谈起。旅游景点是这样，地方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读民国《绍兴县志资料（一）》中的葛云飞传，他是一位爱国将领，在定海抗英战斗中壮烈牺牲，当遗体运回家里时，他母亲既不流泪，更没有嚎啕大哭，而是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今吾有子矣！”谈到这里，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葛云飞这样的爱国将领！传记中写到母亲的，也仅仅是这么一句话，但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十分令人敬佩，使人深受教育。如果我们的志书都能朝这方面努力，其教化功能便在不言之中了。这里不仅写了人，更写了人的精神！

　　三是衡量志书质量的一杆重要标尺。例如，1997年志书评奖，包括《宁波市志》、《绍兴市志》在内的一批优秀志书获奖，获奖志书皆为人文内容富有特色。

　　三、加强“人文”记述的基本途径

　　从上一轮的《绍兴市志》和现在的《浦江县志》、《天台县志》、《岱山县志》三部续志情况看来，加强“人文”记述的途径是非常广阔的。特别是三部续志，从总体上看，记“人文”比上一轮志书，有了很大的进步。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1．加强对人的记述。人类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并传承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等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可资记载的人文内容十分丰富、广泛。人在各种文化形态的创造和传承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主体作用，无疑是志书记述人文的核心内容。上一轮修志，对人物的记载明显不够，除人物传之外，志书中很少看到人物活动、人物的思想观念、人物的音容笑貌，以致出现“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精神”状况。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人类创造并传承历史的主体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

　　过去总认为“一部志书、半部人物”，人写得太多了，志书就变成了人物传。其实有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来自人物传。看看《史记》，这是二十五史中评价最高的一部史书，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名著，总共130篇，其中专写人物的，包括本纪、世家、列传等，就占90多篇，是整部《史记》的80%。从《史记》中得到启发，我们编写《绍兴市志》时加强了对“人”的记述。全志人物列传525人，以事系人13603人。后来黑龙江省志办梁滨久先生在志评中认为，《绍兴市志》是立体式记载人，所谓立体式，包括：人口总体，“人口”卷中，专设 “人口素质”一章；人才群体，“医疗卫生”卷中设“专科世家”、“体育”卷中记专门人才、“文学”卷中记作家、书法家、画家、“宗教”卷记名僧、“戏曲”卷记著名演员、“社团”卷记光复会会员、“丛录”卷记师爷、堕民；人物个体，“人物”卷，人物列传525人，历代状元27人，历代进士2238人，当代两院院士37人，当代高级技术人才774人。虽然通志“立体式”的记载，使绍兴过去和现在人才辈出的状况，得到了较好的反映。但是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特别是看了旧志人物传以后，觉得还有不少历史人物，很有可记之处，也很有教育意义，人物列传应该多设一些。

　　为什么有些志书对人物列传控制过严？为什么以事系人不敢大胆运用？究其原因，恐怕受“左”的影响，有许多思想顾虑，怕摆不平、怕出问题、怕有矛盾、怕有争议，因此，不敢大胆放手写人物，或以事系人。其实，世界上，本无完人可言，不能要求入志人物都十全十美，关键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把人物写好。

　　2．加强物质文明中的人文内容。志书必然记录物质文明建设，而这种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建设者是人，包括改造自然环境、创造物质财富、建设自己家园等，都离不开人的劳动、智慧和创造精神。因此在记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应当记人的活动、思想、精神风貌等，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写农业，就应当写农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写工业，就应当写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写科技，就应当写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既写物质生产，又写物质生产中的精神作用，使之有血有肉，见物又见人，见人又见精神，突出人在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关键作用。

　　3．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度和广度。精神文明内容很广，包括思想、观念、道德、文学、艺术、风俗等，这些都是志书记人文的基本内容。应该说，对这方面的记述，上一轮修志已经作了努力，也取得了成果。续志如何再进一步，关键是要深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加以拓展。

　　如文化篇，上一轮志书的文化篇，其基本内容逃不出文化局管辖的几个部分，包括文艺创作、戏曲、电影、图书和群众文化等。而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的形式、内容和传播方式，都有新的创造和发展，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会文化、节会文化等等，这些新的、有效的文化载体，续志如实记录，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如新修《浦江县志》教育篇，专设一章“校园文化”，下设校园景观、教室布置、艺术教育和文化艺术四节，分别记述校园的文化活力，强化美学教育，使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反映，这是一种创举，是一种深化，是一轮修志时所没有的。

　　再如方言篇，这部分内容上一轮志书都有，其中也不乏好的篇章。一般都写了语音、词汇、语法等，续志如果继续采用上一轮修志的思路和做法，那方言卷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写了，因为语音、词汇、语法都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那么，如何记述这种文化现象呢？《浦江县志》也有创新，首先，把“方言”篇，改为“语言”篇，这就扩大了记述范围和深度。接下来从三方面予以记述：（1）语言，记述了普通话、方言、外国语在境内的流行情况；（2）语音，记述了浦江推广普通话的难点、途径和方法；（3）词汇，记述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汇”，共搜集了3530条，入志818条，而且将这些新词汇的传入途径、词汇分类、构词方式都作了如实记录。浦江续志的“语言”篇，是用“智慧”修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改革开放后，国内外交流、区域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文化、科技、人员之间交流不断增加，而“语言”作为各种交流的工具，也随之出现了许多变化，包括推动普通话的学习，新词汇的增多，语音、语调上的变化等。浦江修志同仁能把这种深切感受，带到修志实践中去，并且行动起来，通过调查、分析、研究，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便是一种智慧，因为他们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还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问题，并且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配备专职人员，采用各种载体，倡导文明行为，从思想、道德、观念各个方面，提高认识，规范行为，发扬传统，提高素质，这样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紧抓不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也大有文章可做。

　　4．加强制度文明的记载。制度文明是人类在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为规范自身的行为，促进环境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而采取的具有制衡作用的措施。制度文明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政书”、“典章制度”或“掌故”的文化现象，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文化内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章学诚主张修志应当立“三书”体例，即志、掌故、文征，把“掌故”列为志书的三大部分之一，足见记述“制度文明”在志书中的重要性。从现代意义上来说，政书、掌故、典章制度，可以理解为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策等规范性条文，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政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婚姻制度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农村经济发展、城市面貌变化、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都是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体制改革、管理改革带来的必然性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这一大政方针，又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体制改革、管理方式改革来实现。因此，要写好宁波改革开放成就，就必须写好制度文明的建设，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例如写经济飞速发展，不仅要有具体数据，更要有经济体制改革、管理模式改革等方面的内容，惟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宁波的经济，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取得空前未有的成绩。否则不可能有深度，也不可能真实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

　　5．加强对政治文明的记述。在志书政治部类的各分志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篇、人大篇、政府篇、政协篇、社团篇、公安司法篇等等，都要想一想，如何写好政治文明建设。

　　总之，志书记人文，途径非常广阔，只要用心去想，努力去做，相信志书的任何一篇，都可以写好“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