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有人说没有胡同就没有北京城，这话再深刻不过。由于历史地理和空间结构的差异，在北京的不同地区，胡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明代内城的胡同在北京就展示出最辉煌的一页。

　　元朝实行南北两城制，把内城建成火巷纵横的富人区

　　北京地区古称幽陵、幽都、幽州，最早的城邑在明清北京城西南部，即宣武门外大街西侧的蓟城。那里既是古蓟城的所在地，也是燕国宫殿所在地。唐代的幽州城、辽代的陪都南京、金朝的首都中都城都在这一带，与城市互为依托的街巷胡同也诞生于此。

　　元朝以前，北京内城所在地尚属中都城的城郊和农村。金贞佑三年（1215年），蒙古骑兵攻占中都，改中都为燕京,由燕京留守兼行省长官札鲁忽赤即断事官治理。蒙古军占领中都以后的60年中，中都城一仍金制，除豪华的皇宫被焚烧殆尽外，城内的街巷胡同、衙门、商铺、佛寺道观基本没什么变化。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继承汗位后，遂定都燕京。至元四年（1267年），迁都中都，开始在中都城东北修建新城。元大都新城的营建，遵用汉法，其街制和城市规划，完全继承金中都的基本格局。大都新城建成后，元大都的范围包括南北两城，一个是原金中都城，称旧城或南城；一个是在中都城东北的新城。又置大都南警巡院，以治都城之南，是为南北两城制。

　　元大都新城的街巷和金中都旧城的街巷一样，这两处都是按《考工记》的规划理念设计。所谓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城内各以城门为终始点，形成南北和东西干道，也就是大街，在大街间有南北和东西的街巷胡同与之相连。然而在街巷命名和户籍管理方面，大都新城却有了改变。

　　在元代记述北京地区的官书《析津志•街制》里，记明大都新城里“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弄堂）。”衖是弄的古字，衖通即弄堂，是南方对小巷的俗称。在我国的城市中，对街道普遍使用街和巷做通名。汉许慎《说文》：“街，四通道也。”巷是长宽都小于街的“屋前道”。而对于小巷，则南北方各有不同的俗语称谓。南方俗语称小巷为弄堂，北方的城市里俗称小巷叫胡同。其实，弄堂和胡同本是“巷”的孪生兄弟，汉朝时“巷”的北音是“胡洞”，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巷”的南音“弄堂”，它们各占南北两地，互不干扰。在古代等级社会中，“街”是老大，大街上车水马龙住的是高官显贵；巷比街窄，住的是寻常百姓；胡同是小巷，等级地位最低，住在这里的多为城市贫民，所以早期的小巷胡同又被称为陋巷、穷巷。当年孔老夫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胡同居民的身份写照。

　　说清楚了“胡同”是汉语，是几千年来北方城市中对小巷的俗称，而“弄堂”则是南方对小巷的俗称。下面再来介绍“火巷”。“火巷”与“弄堂”类似，都是南方使用的街巷名。“火巷”一名出现较晚，宋金交兵时创于南宋，既为防火而设，也方便作战用兵。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鄂州（今武昌古城南门外）著名的商业区南市（今鲇鱼套一带）发生了一场大火，被烧达一万多家。刚到任的鄂州知府赵善俊为杜绝后患，当机立断，采取了“辟火巷”的措施。“适南市火，善俊亟往视事，弛竹木税，发粟振民，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南方的城市沿河而建，巷弄弯曲且狭窄，赵善俊所创的火巷宽而笔直，巷两边还带有排水的明沟，使街对面的火势不至于蔓延过来。火巷比传统的巷和胡同要宽，这也有利于来往通行、行军作战。在大都新城内，火巷作为低于大街、小街的第三级街道，在新城50坊中竟达384条，平均每坊有七八条之多。火巷在街巷中独占鳌头，数量之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北方的城市，大量设计南方的火巷，这一点本身就很重要。以往很多介绍北京的书籍，说到火巷时往往一笔带过，而忽略了这一点。明朝建都北京后，除在东城明时坊还保留有一条火巷外，随着元朝的灭亡，这380多条火巷“全军覆没”，在北京城里通通消失了。火巷在北京来得突然，去得也快，有点像元朝的蒙古骑兵部队，来时大举进犯，去时彻底灭亡。这段史实，在北京街巷胡同文化中，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历史常常有一种巧合，就在鄂州创立火巷仅70年后，下令在中都城东北修建新城的忽必烈来到了鄂州。1257年，蒙古发动对南宋的军事进攻。大汗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打四川，命忽必烈攻打鄂州。两年后，蒙哥在合州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忽必烈听到蒙哥汗的死讯后，为了争夺汗位，匆匆撤兵北归。忽必烈继汗位后，当即使用鄂州的火巷做为新城的主要街道，是否意味着蒙古族对火的崇敬，抑或表明他消灭南宋的决心，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新城竣工。至元二十年（1283年），修完大都城，并徏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同时继续迁移南城居民充实新城。规定“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为先，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大都新城推行的南方火巷，与传统的“巷”显然不同，过去在传统的巷里居住的是寻常百姓，现在迁入火巷里的都是元朝的上层人士和富人，这都标志着火巷的地位远远高于传统的“巷”。

　　北京的胡同文化，从古至今一脉相传。尽管元代官府独尊南方的“火巷”和“弄堂”，但也无法抵制传统胡同文化的影响力。中都城里，老百姓仍然把“弄堂”叫“胡同”。在金末的北曲杂剧（明人称元曲）中，还出现了由胡同派生出的形容词，如关汉卿《单刀会》“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王实甫《歌舞丽春堂》“更打着军兵簇拥，可兀的似锦胡同”等都出自元朝建立前的金中都旧城。
　　
　　明代正式把胡同列入街巷通名，开辟官府进驻内城胡同之先河

　　在北京历史上，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的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述了明北京五城33坊的名称、位置和各坊的街巷胡同。在该书的自序里，张爵特别叙述了自己的编写过程：“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衚衕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由此印证这样一个事实：从明代开始，才把流传在坊间的胡同记载到文书里，使胡同成为正式行用的街巷名称。不过明代胡同的写法，与此前俗传的写法“胡洞”不同，在胡和同这两个字外面都加有“行”字，写成“衚衕”，表示胡同是可以让人随意行走的小巷。直到清末，因衚衕两字写起来不方便，才有了简写的“胡同”，一直使用至今。

　　明朝把胡同正式列为行用的街巷名称，与当时改造元代遗留下来的“火巷”不无关系。还在元朝统治时期，北京的老百姓便不喜欢火巷这个名字，居家过日子谁愿意天天着火啊。明朝统治者更不喜欢火巷，皇帝自认为是真龙天子下凡，龙行有水，怎么能天天被火烤着呢？所以元朝一灭亡，火巷迅速被民间习用的胡同所替代。让人惊讶的是古籍对“虹”音“胡洞”的注释，《礼记》“虹：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居然预示了大明朝在北京的兴起，无怪乎胡同在明朝得以如此迅速的发展。明代推崇胡同，把内城300多条火巷改造成宽大的胡同，并让皇家卫队乃至官府住进其中。从此，胡同再不是早期的“陋巷”和“穷巷”，而一跃成为北京街巷中耀眼的明星，也让内城的胡同在北京展示了最辉煌的一页。

　　内城的胡同与此前古老的窄小胡同不同，街巷宽大，无比壮观。这些胡同，一部分继承了唐代以来传统胡同的特色，胡同名称中手工业作坊占了很大比重，甚至于连皇城两边的中城也不例外。如明中城计有75条胡同，其中以手工业作坊为名的，像金箔胡同、法琅胡同、锡蜡胡同、麻绳胡同、故衣胡同、绒腺胡同、油房胡同、杨刀儿胡同、汪纸马胡同等就有22条，占中城胡同总数的30%；还有被称为“妓馆所在之地”的堂子胡同、翠花胡同、眉掠胡同等4条，约占中城胡同总数的6%左右。以手工业作坊和妓馆所在地为名的胡同，加到一起竟达36%，所占比例仍然不小。另一方面，内城与外城胡同的最大区别，是一批官吏、皇家卫队，乃至于官府，搬进了宽大的胡同，在北京出现了诸如帅府胡同、府学胡同等与官府有关的专名胡同。这些与中央衙署有关的胡同，集中于当时的东城、西城和中城，北城只有两条，而北京外城则连一条都没有，使内城胡同中的皇家文化和缙绅文化特征更为突出。

　　内城还有不少以卫、厂命名的胡同。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后改置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设都护。又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凡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有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等计二十六卫。永乐中置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等上十卫。牧马千户所、蕃牧千户所隶右军都督府，设神策卫，留守中卫等。前军都督府设留守前卫、龙骧卫、豹韬卫等。京卫非亲军而不隶都督府者十有五，如永清左卫、永清右卫、彭城卫等；以匠故，隶工部的有武功中卫、武功左卫、武功右卫等三卫。这些卫所的领导机构，以后便成为内城地名或胡同名。如正阳门里皇城两边的中城，有龙骧卫胡同、武功左卫胡同、卫胡同（金吾左卫）；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的东城，有神策卫胡同；在宣武门街西往北，至城墙并西关外的西城，有卫胡同、燕山卫胡同、供用库胡同、永清左卫胡同、太仆寺胡同。

　　此外，由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和锦衣卫等组成内廷侦察机构，亦合称厂卫。东厂胡同在五四大街南侧，属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管辖，呈东西走向。东起王府井大街，西止东黄城根南街，北与东厂北巷相通，全长319米，宽7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东厂成为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衙门之外特设的特务机构，专门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之事。朱棣不相信外臣，特命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权力在锦衣卫之上，首开宦官干政之端。清时荣禄府第在胡同东口路北，除皇宫外，是北京城内第一个装上电灯的宅院。大学士瑞麟、光绪年间礼部尚书怀塔布曾住胡同东口。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十万银元买下荣禄宅东半部，送给黎元洪，黎任大总统时一直在此居住。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所在地。西厂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一些朝官结党，排除异己，威倾天下。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朝野反对，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刘瑾倒台遭凌迟后撤销。民国二年（1913年）十月十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总统府设在中南海，将总统府西侧的灰厂夹道改名为府右街。

　　清朝推行满汉分制 为内城胡同增添了皇家色彩

　　满清入关以后，推行满汉分制，规定北京内城由旗人居住，汉族官民一律搬到外城，八旗则按军旗颜色定其户籍。顺治七年，又确定了八旗的顺序，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负责保卫皇宫，由皇帝直接管理；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为下五旗，由诸王、贝勒统领，守卫内城和周围地区。顺治帝还撤销了一些明代在皇城内由太监管理的机构，紫禁城与皇城之间，则准诸王居住。到乾隆年间，皇城内已经出现不少街巷胡同，如内府大街、吉祥胡同、琵琶胡同。清朝末年，皇城内增加了近200条街巷，像南池子、北池子、南长街、北长街等，其中仅胡同就有南库司胡同、北库司胡同、箭厂胡同、箭杆胡同、暖阁厂胡同、草垛胡同、嵩祝寺胡同、神鼓司胡同、东高房胡同、西高房胡同、东老胡同、中老胡同、西老胡同、碾儿胡同、蜡库胡同、酒醋局胡同、织染局胡同、针工局胡同、巾帽局胡同、火药局胡同、后局胡同、东吉祥胡同、西吉祥胡同、帘子库胡同、安乐堂胡同、光明殿胡同、惜薪司胡同等69条。

　　这些胡同的定名，沿袭了明代内官所辖作坊的名称，像内务府所属的箭厂，叫箭厂胡同；御马监西南有暖阁厂，叫暖阁厂胡同；为马圈放草的地方，叫草垛胡同。实在找不出什么名字来，也只好用水井充数，叫井儿胡同。最容易让人误解的是东老胡同、中老胡同、安乐堂胡同、吉祥胡同，名字真是好听，其实都是内官病老有疾者，苟延残喘的地方。吉祥胡同是宫眷的殡仪馆，悲凉景象可想而知。皇家御用之处，“下嫁”给低档的胡同，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但在皇宫内，它们仍然是手工业作坊或下等人的集聚地，跟北京胡同的起源简直没什么两样。

　　清朝推行满汉分制的结果，给内城的胡同增添了神秘而威严的皇家色彩。当时皇城以内主要是内府官员的办公区和住宅区；皇城以外的东交民巷一带是外国使馆的集中分布区；西城、北城分布有许多王府，属于贵族及内府当差人居住，尤以什刹海一带的王府居多，集中了北京城内宅院较大、等级较高的四合院。

　　北京的王府，是一座座仅次于皇宫的大四合院。在清朝以前，历代的王子都被分封到外地，设郡国各镇一方。鉴于历代分封分权的弊端，清代从皇太极时起，把诸王全部留在京城，形成清代封王、赐建府邸的制度。清朝共有直系皇子113个，其中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子16个，皇太极有子11个，顺治帝有子8个，康熙帝有子35个，雍正帝有子10个，乾隆帝有子17个，嘉庆帝有子6个，道光帝有子9个，咸丰帝有子2个，后面几个皇帝没有儿子。按照清廷规定，皇子长到15岁，便要“分府”，由皇帝钦定爵位，分旗赐第。清代王府无一例外集中在北京内城，由于各代皇帝册封的皇子、皇孙逐年增多，北京内城的王府也就相应多起来。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北京有王府30座，其中包括19座亲王府，11座郡王府；嘉庆年间有王府42座。到了清末，北京的王府大约还有50余座。如礼亲王府，在今西黄城根南街路西大酱坊胡同东口；豫亲王府，在东单三条今协和医院处；肃亲王府，原在东交民巷，《辛丑条约》签订后划为使馆区，王府迁至北新桥南船板胡同；郑亲王府，在西城大木仓胡同；庄亲王府，在西四牌楼毛家湾；恭亲王府有两处，一处在铁狮子胡同，另一处在前海西街１７号。众多王府集中在内城的胡同里，这在国内外任何城市中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