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地方志编修及伴随而起的方志学研究正在全国兴起，它标志着前后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基本结束。对这段现代方志学构建与创新探索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其深入了解，正确评价，而且有助于人们由此探寻规律，汲取借鉴，促进新一轮修志及方志学研究工作，促进现代方志学的建设发展和中国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本文拟对此作一历史的回顾，并试作一粗浅的归结性的探论，以期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入。
　　一、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的复苏新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兴起过一次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中途因遭受“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而夭折。“文革”结束不久，从1977年开始，全国各地的不少县、市捷足先登，纷纷建立方志编修的领导和工作机构，组织编修当地的新方志。1979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建议全国开展修志工作的群众投书上作了“大力支持全国开展修志工作”的批示，进一步鼓舞了地方志编修工作。
　　其间，方志学研究亦零散展开。方志学理论研究方面，一些论作散见其间，对方志的起源与发展、方志的定义、方志的特征、方志的史料价值与作用、方志的收藏情况以及方志理论的发展与研究等问题作了探讨和论述。方志学应用研究亦复行启动。如《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的编成， 《河南地震历史资料》、《广东省地震史料汇编》的着手编辑等等，皆为其间的早孕早熟之果。这一时期，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虽得以复苏并开始新生，但尚未形成一种声势，其发展状况与取得的成果亦很有限。尽管如此，它却毋庸置疑地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全面兴起，并且走向繁荣兴盛的起点。
　　二、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的全面兴起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6号文件，批转国家档案局有关报告，报告提出：“号召编史修志，为历史服务”。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讲话中强调：“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工作还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继续编写好地方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重要报刊纷纷发表相关文章，强调要重视并加紧开展地方志的编修与研究工作，进行方志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普及宣传。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在中国档案学会第三次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把档案工作同编修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并专就地方志工作提出五项建议，包括：全国成立各级编修地方志组织工作的机构；积极筹划和开展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成立中国地方志学会，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等。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重要事件，实际上表述和传递了国家启动新时期新方志编修的号令，并进行了宣传发动。1980年正式揭开了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全面兴起的序幕。
　　其时，新方志编修的各方面工作处于起步之际，困难不少。方志工作者们在开创工作局面的努力中，惨淡经营，力求发展。为了促进方志编修事业的全面兴起，政府、地方志指导及领导机构、学术研究组织等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多种形式，着力做了相关的建设工作。
　　第一、加强方志编修组织与队伍的建设。
　　加强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行政组织系统在全国各地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县三级修志领导和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先后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如：中宣发［1983］43号文件、国办发［1985］33号文件等，以文件规范正式将地方志编修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范畴之中，使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起来，为新方志编修的全面兴起提供了组织基础与保障。与此同时，加强对修志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后改名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旋委托有关高校和省、市志办举办地方志研究班，分片对全国各地区的修志骨干进行理论培训和实践经验传授。此后，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一些市、县也纷纷举办各类培训班、研究班，分期分批培训各级各类修志人员，加强修志队伍建设。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宣布成立，围绕“五项任务”开展工作，促进了修志工作者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升。
　　第二，着手规划方案规范文件的制定。
　　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新省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关于新市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和《关于旧志整理研究计划》等4个文件。1982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一届二次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并附有《新编省志基本篇目》、《新编市志基本篇目》和《新编县志基本篇目》，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地方志整理规划（1982～1990）》。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洛阳市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国首次地方志规划会议，草拟并原则通过了《1983～1990年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及设想（草案）》和《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实施方案》两个文件，明确了“六五”计划期间新修地方志成果项目与必须保证完成的项目，并且对“七五”计划期间地方志的发展提出设想。1985年7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1985］1号文件正式颁发《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对编纂新方志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体例篇目、编纂方法等予以明确规范，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授权发布的有关对新方志编纂作出明细要求的文件。种种规划方案、规范文件的制定，不仅指引了新方志的编修工作，而且促进了新方志的编修在发展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促进了方志学研究的开展。
　　第三，进行知识理论的宣传普及、指导交流。
　　全国各级方志编修领导机构、学术团体在努力推动新方志编修的同时，积极致力于新方志编纂知识和理论的普及宣传，并结合新方志编纂的形势需求与发展状况加强研究指导，通过实践经验交流、志稿评议分析、理论探讨总结来促进志书的编纂工作。组织和召开了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研讨会、学术会、座谈会、协作会、评议会等，使志书的编纂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促进了方志编修高潮局面的形成。在此期间，方志学研究亦在多方面兴起。方志学理论的研究随着方志编修的全面兴起而逐渐兴盛。其研究的侧重面与内容，大体在1983年以前，比较注重方志学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研究，多作概论性、普及性、宣传性的研究，亦有一些涉足方志学编纂理论研究的论作。其间还出现了一些颇有见地、颇有远虑的探论，如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关于确立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等问题，对现代方志学的建设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983年之后，则比较集中于方志编纂理论方面的研究。在“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编写好新方志精神的指导下，努力探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方法、途径与技巧，并有一批方志编纂之学的专著问世。其间并注意将现代多种学科与方志学研究加以结合，促进了方志学研究。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多受新方志编修需要的制导，因用致用的色彩较重。其间方志目录学研究颇为兴盛，并且成果斐然。各地先后编制了一大批方志馆藏目录、联合目录。方志提要和考录研究方面，各类论著呈现方兴未艾的局面。方志整理学研究方面，由于旧方志整理规划的制定、实施，在旧志重印、旧志辑佚、旧志资料汇辑类编等方面皆取得成果。
　　1986年12月下旬，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持召开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这是中国方志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会议主旨是贯彻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落实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对地方志工作提出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方针，加强领导，制定规划，推动全国修志工作健康发展，为开创“七五”期间修志工作新局面创造条件。会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曾三作了《为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而开拓前进》的主题报告。会议对本轮新方志编修正式启动以来的工作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并对今后推进这项工作进一步走向兴盛提出了要求，进行了动员。因此，这是一次标志性的大会，标志着前一阶段工作中结，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的繁荣兴盛
　　1987年，在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精神之际，《人民日报》于6月11日全文发表曾三在会议上的主题报告，为新方志编修工作继续发展加势升温。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领导，加强地方志编修工作机构建设，明确职责，采取积极措施，落实规划任务，遵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等文件的要求，更加广泛地展开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三级修志的体制格局，本轮新方志的编修走向繁荣兴盛。截至1994年7月，全国28个省级机构已出版省级志书348部，市级志书165部，县级志书1035部，合计1548部。本时期在新方志的编修工作中甚为强调志书编修质量。
　　各地各级区域性的地方史志研究学术组织纷纷建立，开展多种多样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方志学研究的繁荣。本时期方志学理论研究仍偏重于方志编纂理论方面，不过，其研究更加深入细致。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从方志编纂的宗旨原则，至具体撰写的方法技巧，大至全志谋篇布局的设置，细若具体门目之要求，皆有阐论。多方面学者专家参与研讨，对方志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一批综合性的方志学著作相继面世，汇集了作者们的发鸣与新论，增强了学术性。有关方志学发展史的研究亦颇为学者们关注，著作迭出。由于评志学术活动的兴起，各类方志评论文集应运而生。其间，对传统方志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模式、研究方式方法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与发展。其间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两个构建”问题的研究，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体系和构建方志学的独立学科体系问题，多种论说出现，繁荣了方志学理论的研究园地，促进了现代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的探索研究。
　　本时期方志整理研究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在旧志出版方面，出版了一批大型方志丛书。在方志目录学研究方面，方志目录提要与考录著作成果颇多，各类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地方志提要考录之书难以计数。
　　1994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先后召开了两个重要的座谈会。一是7月在山东泰安市举行全国地方志工作座谈会，会上对本轮新方志编修成果与问题进行了总结，对今后的工作任务作了部署和准备。二是10月底11月初在重庆市举行方志理论工作小型座谈会。会上肯定了15年来方志理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应使方志理论研究进入一个以创建新方志学理论体系为目标的新阶段，明确今后需要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并对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提出多方面建设性的建议。可见，这两个座谈会有着较强的阶段性标志色彩，它们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时期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又将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1995年7月，经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进行调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任组长。8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第二届一次会议。会上肯定了十几年来我国修志工作的显著成绩，明确面临的任务是：力争高质量地完成这一届方志的编纂任务，同时抓紧做好地方志制度和条例建设，加强新方志理论研究和队伍建设，使地方志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项不可缺少的事业，为下一世纪地方志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奠定较好的基础。会议还就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和旧志整理工作提出了建议。其后在1996年5月举行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具体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总结15年来地方志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提出了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强调了面向新世纪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拓展了方志学事业发展的新视野，促进了本时期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本时期，在方志的编修方面有几个突出之点。
　　第一，政府修志职能进一步强化。
　　199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出：“编纂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提出了五项工作要求，明确规定：“各地应把地方志编纂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应是地方政府直属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一级单位”，“制定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各地政府根据文件精神，纷纷把编修新方志纳入工作责任制目标之列。政府修志职能的强化与制度化，使得新方志编修之势继往不衰。
　　第二，修志制度与要求进一步规范明确。
　　1998年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颁发《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以替代原《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新的文件在指导思想方面写进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规定“各级地方志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体制，各级修志机构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并规定其11项重要任务，提出了志书质量的7项要求，提出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建立方志地情资料库，推向社会，逐步实现信息网络化，等等。给新方志编修事业进一步提供了思想与组织保障，促进这项事业走向常规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第三，方志编纂进一步发展创新。
　　志书的编修类型上有所突破新创，如乡镇志、村志、城市区志等兴起，突破了三级修志的要求。志书的内容记述上有了新的创设，与时俱进增加新鲜内容，注重从社会主体自觉意识的积极作用方面给予反映，突破传统内容形式创设特志，加强特有内容的记述等。志书的体例门类上有所创设，如在篇、章、节下创设“附录”，附记述犹未尽的资料等。志书的编纂手段与出版流传上，运用现代光电等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志书编纂工作要求上有了发展延伸，强调修志工作要与读志用志结合起来，促进修志工作由单纯的编书向开发方志资源服务社会方面发展。
　　与此同时，方志学研究进一步趋向系统深入。理论研究更加引人关注，队伍壮大，声势高涨，研究内容虽多半仍属于方志编纂理论的范畴，但相关论述却进一步系统和深入，成果除大量的论文外，不乏专门的著作。除对志书主体内容的编纂研究之外，还扩展到对志书整体构成的撰写研究方面。新方志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亦在兴起。不少论述继续探索方志学学科体系结构分类组成问题，提出更多的新说，并对方志学学科各分支结构的研究层面进一步深入探索。还有不少对新方志编修事业进行回顾思考，对未来进行开拓、发展研究的论作。对现代方志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纳工作亦开始进行。此外，对续志理论的研究和工作实践的探讨亦应运而生，使本时期方志学的研究成果增色。
　　本时期，方志整理应用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在方志目录学研究方面，方志目录和方志目录 提要编著成果丰硕，尤其是完成了一些颇有影响的项目工程；在方志考录研究方面，多种通考、考评之作相继而出；此外，在方志索引的编制方面，在方志文献汇辑研究方面，在旧志整理出版方面，在旧志辑佚方面，皆结撰出诸多硕果。
　　本阶段的迄止期，亦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修志及方志学研究的结束期，当定于何时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2003年工作总结》中说：“据2003年底对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统计，首轮三级志书已完成规划的82％，其中省志完成74％，市志完成91％，县志完成91％，三级志书全部完成的省有5个，完成90％以上的省有9个。在这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有25个以政府或以党委和政府联合的名义正式下发了文件，启动了第二轮修志工作。可以说，当前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始全面启动。”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2004年工作要点》中则表示：“下半年召开全国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大会。以表彰大会的形式总结已经开展了二十年的第一轮修志工作，并以此作为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结束的标志。”尽管2004年这个大会并未召开。不过，从当前新一轮修志已在全国兴起的实际状况看，表明前一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不宣而终已经基本结束，其迄止期盖可定为本世纪初期。
　　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果。第一，奠立了现代方志编修事业发展的组织基础、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第二，培育了大批方志学之业的专门人才；第三，方志编修取得了丰硕的实物成果；第四，现代方志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成就；第五，旧方志的整理出版以及新、旧方志的开发利用方面获得颇多的成绩；第六，拓展了方志学新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毋庸忌讳，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方志编修事业发展中的法制建设工作不够；修志工作机构与修志队伍的建设尚缺乏长期性、战略性的规划；不少志书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之点；理论研究因用致用往往滞后于指导实践的先行需求，并缺乏及时的梳理归结等等，亦留下宝贵的启示与借鉴。